我们喜欢这宅子,不单单因为它是老宅(如今,把老宅的材料拆了卖,能赚大钱),宽敞,也因为这里还记载着曾祖父母、祖父、父母和儿时的所有往事。
我和伊雷内习惯了两个人住,也执意就两个人住。做法是有些荒唐,这宅子住八个人也不挤。我们七点起床,上午打扫卫生。十一点左右,伊雷内清扫最后几间屋子,我去厨房做饭。中午,我们准点开饭。除了几个脏盘子要洗,没别的事了。宅子又大又静,完全靠我们俩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想到这些,午饭便吃得格外香甜。有时,我们甚至觉得之所以没结婚,完全因为这宅子。伊雷内随随便便地回绝了两个追求者,而我和玛利亚·艾斯特还没订婚,她就撒手人寰,舍我而去。年过四旬,我们心中都有一个隐忍不发的想法:曾祖父母在老宅里开始的传宗接代该由我们简单无声的兄妹通婚宣告结束。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在这里,游手好闲、不易亲近的堂表兄妹们会接手这宅子,将它推倒,靠地皮和砖头发大财。要不,干脆我们自己早点下手,堂堂正正地掀倒它了事。
伊雷内天生不烦人。除了做早上那些工作以外,她整天坐在房间沙发上织毛衣。搞不懂她怎么有那么多可织的。女人织毛衣,在我看来,不过是无事找事做的借口。伊雷内不是这样,她织的东西总能用得着:冬天穿的贸易、我的长筒毛袜、她的披肩和坎肩。有时,她织完一件坎肩,哪儿不如意,又一下子全拆掉。毛线球不甘心几小时就没了原来的形状,不安分地在毛线筐里跳来跳去,看了着实有趣。每周六,我去市中心替伊雷内买毛线。她相信我的眼光,我挑的颜色她都喜欢,从来不用拿回去退。我总是趁买毛衣的工夫顺便去书店转一圈,问问有没有进法国文学的新书。问了也白问,打一九三九年起,阿根廷再也没进过好东西。
不过,我想谈的是宅子,谈宅子,谈伊雷内,因为我自己无足轻重。我问自己:如果不织毛衣,伊雷内会做什么?书可以一读再读,可圆领毛衣要是一织再织,不可能不遭非议。一天,我发现五斗橱最下面的抽屉里放满了三角披肩,白色的、绿色的、淡紫色的,一块块像针织店里那样叠得整整齐齐,旁边还放了樟脑丸。我不敢问伊雷内织这么多三角披肩干什么。我们不需要挣钱糊口,乡下每个月都送钱来,钱越攒越多。伊雷内只爱织毛衣,她技术高超,手法娴熟,满手银针活像两只白色的刺猬,银针上下舞动,地上放着一两只毛线筐,毛线球在筐里跳个不停。我一看几个钟头,那画面美极了。
我怎么会不记得宅子的布局呢!饭厅、挂着格布林式壁毯的客厅、图书室和三间大卧室在后面,正对着罗德里格斯·佩尼亚街。一条走廊外加一扇厚实的栎树门将后面和前面隔开。卫生间、厨房、我们的卧室和主厅在前面,卧室门和走廊都冲着主厅。一进大门,是彩陶装饰的玄关,玻璃门后才是主厅。因此,要先入玄关,推开玻璃门,才能进入主厅;主厅两侧分别是我和伊雷内的卧室门,前方是通往后面的走廊;沿走廊直走,穿过栎树门,进入宅子那半边;要么,在栎树门跟前左转,一条略窄的走廊直通厨房和卫生间。如果栎树门开着,宅子显得很大。如果它关上了,感觉也就是现在造的公寓楼,勉强转开身的那种。我和伊雷内一直住在宅子这半边,除了打扫卫生,几乎从不去栎树门后的那半边。家具积灰速度之快,简直难以置信。布宜诺斯艾利斯应该算是一座干净的城市,说到干净,没别的,全是市民的功劳。空气中灰尘弥漫,稍微刮点风,大理石桌面上和流苏桌布的菱形花纹间立马一层灰。想用鸡毛掸处理干净可费工夫了:灰尘扬起来,浮在空中,过一会儿又落在家具和钢琴上。
这件事我记得一清二楚,事情很简单,没有不相干的细节。晚上八点,伊雷内在自己房里织毛衣。突然,我想点火烧水,沏壶马黛茶。我沿着走廊,走到半掩的栎树门前,朝厨房方向拐去,听见饭厅或图书室里有动静。声音很轻,听不太清,好像椅子倒在地毯上,或是有人窃窃私语。与此同时,或一秒钟后,我听见走廊尽头也有声音,走廊串联那些房间,延伸至栎树门。我赶紧向门冲去,用身体把它撞上。幸好,门钥匙插在我们这半边,保险起见,我把大插销也插上了。
我走进厨房,把水烧开,端着茶盘走回房间,对伊雷内说:
“我锁上了走廊门。后面被占了。”
她放下手上的活,疲倦的眼神严肃地盯着我:
“真的吗?”
我点点头。
“这么说,”她重新拿回针线,“我们得住在这半边了。”
我小心翼翼地品马黛茶,她过了好一会儿才接着织。我记得她织的是一件灰色坎肩,那件坎肩我喜欢。
头几天的日子不好过,许多心爱的东西都在被占的那半边:我的法国文学书全在图书室里;伊雷内挂念几块桌布和一双冬天特别保暖的拖鞋;我心疼那支欧洲刺柏烟斗;我想伊雷内会记挂那瓶陈年橘皮开胃酒。我们时常(只是头几天)关上五斗橱抽屉,伤心地对望一眼。
“不在这边。”
又是一件我们留在宅子那半边的东西。
不过,这样也有好处。清扫工作简化不少。即便我们起得很晚很晚,比如说,九点半起床,十一点不到活儿也就干完了。伊雷内养成了随我到厨房,帮我做午饭的习惯。我们好好盘算了一下,决定我做午饭的同时,她做晚饭,晚饭就吃冷的。傍晚出房间做饭总让人恼火,如今,只要伊雷内房里放张桌子,摆上凉菜就大功告成。这么安排真是皆大欢喜。
伊雷内开心,是因为她织毛衣的时间更宽裕了。我没了书,有些失落。为了不让妹妹难过,我开始翻看爸爸的集邮册,借此消磨时光。我们俩多半待在伊雷内的房间——她那间更舒适——自得其乐。有时,伊雷内说:
“看这儿,我想出来的花样,像不像三叶草?”
过了一会儿,我把一方小纸片递到她眼前,请她欣赏欧本与马尔梅蒂地区的一枚邮票。我们过得不错,渐渐地,开始不去思考。活着,可以不思考。
(当伊雷内大声说梦话时,我会马上醒。我永远听不惯那种毫无生气、鹦鹉学舌般的声音,不是嗓子眼发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梦里。伊雷内说我睡觉动来动去,有时,被子都会掉地。我们俩的卧室虽说隔着主厅,一到晚上,什么声响都听得见。我们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咳嗽声,感受到对方伸手拧开床头灯的动作,还有经常折磨我们的失眠。
除了这些动静,宅子里鸦雀无声。白天是日常活动发出的声响:毛衣针的金属摩擦声,邮册翻页的嘎吱声。栎树门,记得我说过了,实木的,很厚实。厨房和卫生间临着被占的那半边,我们在里头,要么扯着嗓子说话,要么伊雷内大唱摇篮曲。厨房的瓷器和玻璃制品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其他声响也就没法儿进得去。在那儿,我们很少不出声,可一回到卧室和主厅,宅子里便灯火微明,一片寂静,连走路都既轻又慢,免得吵着对方。我想,正因为这样,当伊雷内晚上大声说梦话时,我才会马上醒。)
除了结局不同,一切几乎重演。晚上,我觉得口渴,临睡前,跟伊雷内说自己去厨房倒杯水,走到卧室门口——她还在织毛衣——,听见厨房里有动静。也许是厨房,也许是卫生间,隔着个走廊拐角,听不清楚。伊雷内注意到我突然收住脚,便一言不发地走到我身边。我们俩竖起耳朵,很明显,声音来自栎树门这半边,就在厨房和卫生间,也许,就在离我们不远的走廊拐角。
我们都没顾上互相看一眼。我抓着伊雷内的手臂,头也不回地拖着她跑到玻璃门边。声音从背后传来,高了些,好在一直不算响亮,我一把关上玻璃门。玄关里,什么也听不见。
“这半边也被占了。”伊雷内说。毛衣垂在手上,毛线消失在玻璃门下。她见毛线球在门那边,看也不看就松了手。
“带出什么了吗?”我明知故问。
“没有,什么也没有。”
除了身上穿的,我们一无所有。我想起房间柜子里有一万五千比索。晚了。
我还戴着手表,晚上十一点。我挽着伊雷内的腰(我觉得她在哭),走到街上。离去之前,我有些不舍,锁好大门,钥匙扔进阴沟。千万别有哪个可怜鬼想这时候入室行窃,宅子都被占了。
我和伊雷内习惯了两个人住,也执意就两个人住。做法是有些荒唐,这宅子住八个人也不挤。我们七点起床,上午打扫卫生。十一点左右,伊雷内清扫最后几间屋子,我去厨房做饭。中午,我们准点开饭。除了几个脏盘子要洗,没别的事了。宅子又大又静,完全靠我们俩把它收拾得干干净净。想到这些,午饭便吃得格外香甜。有时,我们甚至觉得之所以没结婚,完全因为这宅子。伊雷内随随便便地回绝了两个追求者,而我和玛利亚·艾斯特还没订婚,她就撒手人寰,舍我而去。年过四旬,我们心中都有一个隐忍不发的想法:曾祖父母在老宅里开始的传宗接代该由我们简单无声的兄妹通婚宣告结束。总有一天,我们会死在这里,游手好闲、不易亲近的堂表兄妹们会接手这宅子,将它推倒,靠地皮和砖头发大财。要不,干脆我们自己早点下手,堂堂正正地掀倒它了事。
伊雷内天生不烦人。除了做早上那些工作以外,她整天坐在房间沙发上织毛衣。搞不懂她怎么有那么多可织的。女人织毛衣,在我看来,不过是无事找事做的借口。伊雷内不是这样,她织的东西总能用得着:冬天穿的贸易、我的长筒毛袜、她的披肩和坎肩。有时,她织完一件坎肩,哪儿不如意,又一下子全拆掉。毛线球不甘心几小时就没了原来的形状,不安分地在毛线筐里跳来跳去,看了着实有趣。每周六,我去市中心替伊雷内买毛线。她相信我的眼光,我挑的颜色她都喜欢,从来不用拿回去退。我总是趁买毛衣的工夫顺便去书店转一圈,问问有没有进法国文学的新书。问了也白问,打一九三九年起,阿根廷再也没进过好东西。
不过,我想谈的是宅子,谈宅子,谈伊雷内,因为我自己无足轻重。我问自己:如果不织毛衣,伊雷内会做什么?书可以一读再读,可圆领毛衣要是一织再织,不可能不遭非议。一天,我发现五斗橱最下面的抽屉里放满了三角披肩,白色的、绿色的、淡紫色的,一块块像针织店里那样叠得整整齐齐,旁边还放了樟脑丸。我不敢问伊雷内织这么多三角披肩干什么。我们不需要挣钱糊口,乡下每个月都送钱来,钱越攒越多。伊雷内只爱织毛衣,她技术高超,手法娴熟,满手银针活像两只白色的刺猬,银针上下舞动,地上放着一两只毛线筐,毛线球在筐里跳个不停。我一看几个钟头,那画面美极了。
我怎么会不记得宅子的布局呢!饭厅、挂着格布林式壁毯的客厅、图书室和三间大卧室在后面,正对着罗德里格斯·佩尼亚街。一条走廊外加一扇厚实的栎树门将后面和前面隔开。卫生间、厨房、我们的卧室和主厅在前面,卧室门和走廊都冲着主厅。一进大门,是彩陶装饰的玄关,玻璃门后才是主厅。因此,要先入玄关,推开玻璃门,才能进入主厅;主厅两侧分别是我和伊雷内的卧室门,前方是通往后面的走廊;沿走廊直走,穿过栎树门,进入宅子那半边;要么,在栎树门跟前左转,一条略窄的走廊直通厨房和卫生间。如果栎树门开着,宅子显得很大。如果它关上了,感觉也就是现在造的公寓楼,勉强转开身的那种。我和伊雷内一直住在宅子这半边,除了打扫卫生,几乎从不去栎树门后的那半边。家具积灰速度之快,简直难以置信。布宜诺斯艾利斯应该算是一座干净的城市,说到干净,没别的,全是市民的功劳。空气中灰尘弥漫,稍微刮点风,大理石桌面上和流苏桌布的菱形花纹间立马一层灰。想用鸡毛掸处理干净可费工夫了:灰尘扬起来,浮在空中,过一会儿又落在家具和钢琴上。
这件事我记得一清二楚,事情很简单,没有不相干的细节。晚上八点,伊雷内在自己房里织毛衣。突然,我想点火烧水,沏壶马黛茶。我沿着走廊,走到半掩的栎树门前,朝厨房方向拐去,听见饭厅或图书室里有动静。声音很轻,听不太清,好像椅子倒在地毯上,或是有人窃窃私语。与此同时,或一秒钟后,我听见走廊尽头也有声音,走廊串联那些房间,延伸至栎树门。我赶紧向门冲去,用身体把它撞上。幸好,门钥匙插在我们这半边,保险起见,我把大插销也插上了。
我走进厨房,把水烧开,端着茶盘走回房间,对伊雷内说:
“我锁上了走廊门。后面被占了。”
她放下手上的活,疲倦的眼神严肃地盯着我:
“真的吗?”
我点点头。
“这么说,”她重新拿回针线,“我们得住在这半边了。”
我小心翼翼地品马黛茶,她过了好一会儿才接着织。我记得她织的是一件灰色坎肩,那件坎肩我喜欢。
头几天的日子不好过,许多心爱的东西都在被占的那半边:我的法国文学书全在图书室里;伊雷内挂念几块桌布和一双冬天特别保暖的拖鞋;我心疼那支欧洲刺柏烟斗;我想伊雷内会记挂那瓶陈年橘皮开胃酒。我们时常(只是头几天)关上五斗橱抽屉,伤心地对望一眼。
“不在这边。”
又是一件我们留在宅子那半边的东西。
不过,这样也有好处。清扫工作简化不少。即便我们起得很晚很晚,比如说,九点半起床,十一点不到活儿也就干完了。伊雷内养成了随我到厨房,帮我做午饭的习惯。我们好好盘算了一下,决定我做午饭的同时,她做晚饭,晚饭就吃冷的。傍晚出房间做饭总让人恼火,如今,只要伊雷内房里放张桌子,摆上凉菜就大功告成。这么安排真是皆大欢喜。
伊雷内开心,是因为她织毛衣的时间更宽裕了。我没了书,有些失落。为了不让妹妹难过,我开始翻看爸爸的集邮册,借此消磨时光。我们俩多半待在伊雷内的房间——她那间更舒适——自得其乐。有时,伊雷内说:
“看这儿,我想出来的花样,像不像三叶草?”
过了一会儿,我把一方小纸片递到她眼前,请她欣赏欧本与马尔梅蒂地区的一枚邮票。我们过得不错,渐渐地,开始不去思考。活着,可以不思考。
(当伊雷内大声说梦话时,我会马上醒。我永远听不惯那种毫无生气、鹦鹉学舌般的声音,不是嗓子眼发出来的,而是来自于梦里。伊雷内说我睡觉动来动去,有时,被子都会掉地。我们俩的卧室虽说隔着主厅,一到晚上,什么声响都听得见。我们能听到彼此的呼吸声,咳嗽声,感受到对方伸手拧开床头灯的动作,还有经常折磨我们的失眠。
除了这些动静,宅子里鸦雀无声。白天是日常活动发出的声响:毛衣针的金属摩擦声,邮册翻页的嘎吱声。栎树门,记得我说过了,实木的,很厚实。厨房和卫生间临着被占的那半边,我们在里头,要么扯着嗓子说话,要么伊雷内大唱摇篮曲。厨房的瓷器和玻璃制品叮叮当当响个不停,其他声响也就没法儿进得去。在那儿,我们很少不出声,可一回到卧室和主厅,宅子里便灯火微明,一片寂静,连走路都既轻又慢,免得吵着对方。我想,正因为这样,当伊雷内晚上大声说梦话时,我才会马上醒。)
除了结局不同,一切几乎重演。晚上,我觉得口渴,临睡前,跟伊雷内说自己去厨房倒杯水,走到卧室门口——她还在织毛衣——,听见厨房里有动静。也许是厨房,也许是卫生间,隔着个走廊拐角,听不清楚。伊雷内注意到我突然收住脚,便一言不发地走到我身边。我们俩竖起耳朵,很明显,声音来自栎树门这半边,就在厨房和卫生间,也许,就在离我们不远的走廊拐角。
我们都没顾上互相看一眼。我抓着伊雷内的手臂,头也不回地拖着她跑到玻璃门边。声音从背后传来,高了些,好在一直不算响亮,我一把关上玻璃门。玄关里,什么也听不见。
“这半边也被占了。”伊雷内说。毛衣垂在手上,毛线消失在玻璃门下。她见毛线球在门那边,看也不看就松了手。
“带出什么了吗?”我明知故问。
“没有,什么也没有。”
除了身上穿的,我们一无所有。我想起房间柜子里有一万五千比索。晚了。
我还戴着手表,晚上十一点。我挽着伊雷内的腰(我觉得她在哭),走到街上。离去之前,我有些不舍,锁好大门,钥匙扔进阴沟。千万别有哪个可怜鬼想这时候入室行窃,宅子都被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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