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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搬进了一座12层的砖砌建筑,是由1907年设计建造的工厂改造的,不过建筑结构相当精巧;有飞檐的柱子、弯曲的前窗、外部有带花纹的金属镶边,面对着大街的墙上,二楼那一排华丽的窗户上面,刻着这建筑曾经的主人、百万富翁的姓名首字母——E.W.B.,爱德华·韦斯特·布朗宁,在从前八卦周刊的头条里则是“布朗宁叔叔”,因为在20年代他卷进了丑闻,和一位曲线窈窕、为人轻浮的蓝眼睛女孩有了关系,她才14岁,叫皮奇斯·希南。
布朗宁是在百老汇麦卡尔平酒店里的中学舞会上注意到皮奇斯的。虽然他年过50、头发花白,可是在年轻人群里并不显得突兀,因为他在纽约是有名的青年工作领导人,也是慈善家,慷慨捐助过经济困难的学生、生病的孩子和孤儿。
1919年,布朗宁和妻子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便收养了一个小女孩。一年之后,两人又收养了另一个女孩。为了哄她们开心,布朗宁在自己上西区的一座公寓大楼屋顶上盖了个住处,装饰着日本灯笼、寺院的钟、喷泉和鸣禽,还有个足够划小船的湖。布朗宁叔叔的豪华礼物得到了全国上下媒体的赞美,1924年的连环漫画人物沃巴克斯叔叔和孤女安妮[88] ,可能就是从他这得到的灵感。
然而,1925年,布朗宁的妻子与他离婚,带着大女儿去了巴黎,留下他和小女儿森夏恩;他在媒体上做广告,要给8岁的森夏恩找一个“14岁女孩”做伴,这事给他带来了好名声,来信有几千封之多。可是他要给女儿征求伙伴的好心很快就显得有些可疑,因为他遇到了年轻的皮奇斯·希南,后来又与她约会。这下子,人们在第五大道上看到皮奇斯,坐在他孔雀蓝的劳斯莱斯后座上微笑着,周围堆满了玩具、贵重衣服和珠宝盒子。皮奇斯之前是和父母住在华盛顿高地的出租公寓里,1926年,他征得了她父母的同意,皮奇斯·希南在16岁生日那天成了第二任布朗宁太太。
这时,爱德华·布朗宁的身价已经超过2000万美元。他生长在曼哈顿,父母很严厉、有着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从小就拿《圣经》规劝他,对他讲辛勤工作的美德。布朗宁长大成人之前,没怎么有轻佻爱玩的少年时期。可自从和皮奇斯结了婚,他便发誓要少些工作、多花时间享乐,在公众眼里,他变成了花花公子,也迅速适应了这个新形象。突然之间,他就融入了爵士时代[89] ,带着披貂皮大衣的皮奇斯进高级餐厅时,在记者的闪光灯下,他会耐心地在人行道上多站一会儿。他给皮奇斯买了豪华轿车,配备专人司机,皮奇斯和母亲在第五大道疯狂购物,他也会买单;她母亲是医院的护士,从一开始就鼓励女儿和布朗宁交往,相应地,两人恋爱时她也收到了红包。
布朗宁的办公室里有一大本剪贴簿,上面都是关于他的新闻剪报,他也从不错过受采访的机会——即便在结婚十个月之后,在一大群闹哄哄的记者面前,他伤心地被迫承认,皮奇斯跑掉了。仆人们说看到她和母亲离开了长岛,开着一辆货车,里面是他送她的所有东西。虽然布朗宁伤心欲绝,还是表示自己仍然爱她,并对着镜头恳求她回来。
布朗宁再次见到妻子,是在人满为患的纽约法庭上,她的律师要求布朗宁离婚并支付巨额抚养费,皮奇斯自己也站出来,指控他性情冷酷、不道德。她说布朗宁喜欢看她裸体吃早餐,还送给她裸体照片的书,暗示他有不正常的欲望。
然而,布朗宁的律师交叉质询时,出示了皮奇斯在婚前写的日记,里面记录了与她做过爱的男人名字——她流着眼泪承认了,法庭里纷纷响起叹息和议论,法官不停地敲着木槌。虽然最终判决的抚养费数额远比她的预期要低——她拿到17万美元现金,还有六处西区的房产,她却利用这件事的公众效应,在母亲的指导下成了歌舞节目的女演员,野心勃勃地想进军娱乐界。不过她事业上不太成功,接下来几十年媒体对她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再婚上面——布朗宁之后,她又结婚离婚三次——最终,在1956年,报纸头条报道了前皮奇斯·布朗宁夫人在浴室滑倒身亡,享年44岁。
1934年,爱德华·布朗宁过了60岁生日后不久便去世了。他晚年的精力都放在自己最擅长的房地产行业;他还赶在当时的大部分商业巨头之前,预见到了大萧条的到来,在经济崩盘前以很高的价格卖掉了西区的房产,包括西十七街11号的公寓楼。
布朗宁去世几十年后,这栋楼的外观大致还是当时的样子,外墙装饰是20世纪初的华丽风格,他的名字首字母深深地刻进墙里;不过内饰就差很多了,一幅疏于照管的模样。油漆斑驳、墙上的裂缝越来越宽,煤烟糊在窗玻璃上,室内的光照都不好。这栋窄小的12层楼位于零售女装业中心的南边,从前的租客都是小型女装工厂和制帽商,现在这些人有的破产,有的不满意这楼的设施破旧,唯一一台又小又慢的电梯还总出故障,渐渐都搬了出去。
30年代到60年代间,这栋楼转过几次手、卖给了几个不同买主,而谁也没从其中赚到钱,到了70年代,上层的空间就不再挑剔租客,租给了年景好时不会考虑的客人。《搞》的总部在11层,10层是美国共产党的总部;顶层是个同性恋公社,主要是年轻男性,把布朗宁的旧办公室改造成了住房。下面几层的房客,要么是政治或社会上的异端,要么至少是不循常规、神秘兮兮、稀奇古怪的人。
房客中有个金属匠人,专门做指节铜环的。还有一帮中年男人,每周都有几天晚上聚在一起,在屋里铺上微型铁轨、摆弄着火车模型在上面跑。有一家科幻恐怖杂志的编辑部也在楼里,杂志叫《怪物时代》,另一层楼上还有一家叫《偷窥的汤姆》的丑闻小报。一个离了婚的纽约名流,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90] 的后代,把他那一层用作画室和浪漫的隐居之地。还有个深居简出、红头发的书籍装订女商人,到了半夜,她的孪生姐姐常来拜访。再下面两层,是个以色列的修理工,他工作的地方只有几台打字机,后面都没有人——所有机器都是自动的。1970年圣诞节前,两个从前在快餐行业工作的男人租下了第九层,开了家按摩疗养所。
他们把裂缝的墙贴上富美家木镶板,地上也都铺了地毯,因为地板缝里全是生锈的别针和针头,是从前在这儿工作的服装工人丢下的。他们在电梯间附近盖了间接待室,里面放着一张荷兰式现代风格的桌子、带靠垫的转椅、一套音响、一张大咖啡桌,桌上放着《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接待室后面,他们造了一间淋浴室、一间桑拿室,还有四个小型的私人按摩室。每间屋里都有一张按摩桌,床头柜里放着按摩用的酒精、油、滑石粉和盒装的舒洁纸巾。
然后他们在《村声》和其他报纸上登了广告,招聘女性来当“人体模特”或是“女按摩师”。他们希望至少招八到十个女人以配合日程安排,这样在中午、下午5点和晚上11点等繁忙的时段,至少能有四个人在四个按摩室里值班。由于按摩疗养在纽约还算是新生事物,警察也还没有将其列入打击卖淫的名单,有几十个毫无戒心的年轻女人应广告而来,以为是去摄影棚或是健康俱乐部工作;可一旦意识到这工作就是往男人的裸体上抹油,还要面对他们的勃起和挑逗,她们就扭头去找别的工作了。
可是还有些女人,经过了60年代的性解放,对这种工作不会大惊小怪。她们面对陌生人的裸体不会尴尬,很少受到50年代早期道德的约束,不像她们保守的母亲。受雇的人里,有在纽约上大学、打工挣学费的学生,有辍学的人,有开始上年纪的佩花嬉皮士,还有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认为比起辛苦做服务员和秘书,按摩工作要轻松、好赚得多。其中一个申请人,之前就是七层《怪物时代》的秘书,被编辑解雇之后,走上两层楼,就当上了按摩师,每周的工资涨了两倍,到了350美元。
按摩疗养所的成功给楼里带来了新的社会元素——紧张兮兮的中产阶级商人,鬼鬼祟祟地来,急匆匆地走,使楼里不祥的空气愈发浓郁。十层上的共产主义者大多数是头发花白的极端左派,大萧条期间联合广场上闹抗议和游行那会儿,他们的革命热情就达到了顶点,对于按摩疗养所的成功,他们格外地看不顺眼,不光因为这些人在性爱方面是刻板的清教徒,而且他们也知道,楼下有这么家准妓院,这地方肯定会臭名远扬,招来警察时常拜访和靠找茬为生的市督察员。楼里面已经有传言,说联邦调查局已经准备租下第九层,电话里总有人威胁要放反共炸弹,人行道上还有充满敌意的罢工纠察,这些上年纪的党员无疑是被害妄想最严重的,电梯里那些一言不发、抿着嘴唇、穿着保守的男人,说不好就是联邦探员。
唯一欢迎按摩疗养所的房客是《搞》的男性员工,他们可以随时去泡桑拿,而且还能以折扣价选一位裸露上半身的女士,让她为自己按摩并爱抚至高潮。反过来,员工们也会写赞扬疗养所的文章——疗养所的名字叫“第一体验”,《搞》还会登疗养所的付费广告,写着联系电话和营业时间,吹嘘女按摩师的神奇手法和带来的销魂快乐。
很快,《搞》的广告栏里就有了纽约其他疗养所类似的宣传,有些还贴出了裸胸的女人照片,一群抛着媚眼、姿态诱人的女学生和臀部丰满的交际花,暗示顾客只要出按摩的价格,就能享受到她们。可是《搞》不久就接到了读者投诉,说有些是虚假广告,有些按摩师在收了25或30美元之后,将顾客挑逗至欲火难耐的状态,却拒绝为顾客服务,除非再收至少15美元的小费;还有人投诉说,有几个按摩师不论出价多高都固执地不肯碰男人的生殖器,理由是这样做违法。
整个纽约市、整个美国对法律的阐释都各不相同,这取决于道德究竟允许私人按摩室里发生哪些事情。曾经有过具体的市县法令,禁止按摩师为异性服务,然而“二战”爆发后,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规定就不起作用了,有越来越多的护士和其他女性医护人员为伤兵治疗,按摩行业也主张自己不分性别、对病人和顾客进行治疗的权利。按摩行业认为,拿了神经学和病理学学位、对人体肌肉组织有足够了解、持有执照的按摩专家,没理由不能像足科医生和心理医生那样,依照道德治疗异性病人;在像纽约这样的城市里,按摩业多年来强烈抵制的事实是,按摩从业者——其中很多人都是美国按摩与治疗协会受尊敬的成员——的执照是由城市健康委员会颁发的,该协会还颁发理发师和化妆师的执照,而不是由给各类医生护士发行执照的纽约州教育厅颁发的。
然而到了1968年,在专业按摩组织的不断游说之下,政策发生了变化——专业按摩师被重新分类为医务人员,从业许可由奥尔巴尼教育厅颁发;每一个按摩学生拿到学位之前,需要在特殊学校经过500小时的学习,并通过全国综合考试,检查其按摩技术和对人体肌肉及神经组织知识的掌握。
考官还要确保学生了解该行业的道德规范,包括一定要给躺在按摩桌上的人盖上块毛巾或床单以遮住生殖器,避免与女性胸部有直接接触等。考官的这些劝诫并未被过分强调,因为“二战”后美国允许异性按摩服务的很多年里,鲜见按摩师不端行为的报道。
这可不是说,按摩桌上就没有不当行为;事实上,这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某些拿执照的按摩师,包括一些中年发福的女按摩师,她们粗壮的身形好像激不起什么浪漫的幻想,可是也愿意答应男性客户或患者的性要求,只要他们口风紧,值得信任。鉴于此类性接触的内容基本就是用手,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来的按摩师还认为,令人放松的按摩就该以这种健康的方式达到高潮,而且都是依从客户要求秘密进行的——客户不仅喜出望外,还会付额外的小费。按摩组织虽然表面上从不容忍性接触,但也不想暴露某些从业者的不法行为,医护组织也同样不想让自己圈子里的违规操作公诸于世。几十年来,医疗圈内已经尽人皆知,某些著名医师违法为特权客户做人工流产手术,心理医生有时与沙发上的女病人偷偷幽会,住院的男病人行动长期受限制、焦躁不安,值夜班的护士和女医生便在夜里为他们缓解性焦虑。
实际上,这种慈善性质的行为,男人们都怀着感激,并认为它是复原过程中的一剂良药。水到渠成地,这些为病人按摩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们成了疗养所的第一批女技师。50年代末60年代初,按摩疗养所在西海岸的小城市和镇子上悄悄地兴盛起来。这些疗养所实际上就是按摩室,一般都设在专门租给外科医师、牙医、足病医师、皮肤病医师和其他医疗人士的商业大楼里。乍一看,按摩室也很像是诊疗室——大门是白色的,上面装着磨砂玻璃,玻璃上印着黑色的小字“物理疗法”或“按摩”,还有医师的名字。房间内部就算不是无菌环境,也很卫生,家具都整洁干净;墙上挂着镶框的羊皮纸按摩执照和物理疗法学位,虽然真实性有待考证,边上装饰的花体字和小天使可一点不假。后屋里有这行常用的按摩桌、淋浴间、成堆的白色毛巾和瓶装润肤露,常常还有涡流按摩浴缸,桑拿间和减肥设备。
只有预约过的客人才能进入,按摩师都是精心打扮的女人,穿着护士服,给桌子上的裸体男人按摩时再穿一件白色罩衫。享受全套按摩,再让一个穿白袍的专业按摩师抚慰自己,对许多男人来说都是色情程度很高的体验,干净无瑕的环境尤其带来罪恶感,也满足了男性青少年时期与保姆、学校护士、多明我会修女狎昵的幻想,现实中,这些女人不会出现在按摩室里,手指上沾着油,娴熟地抚摸着勃起的下体,直到它喷薄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或纸巾上。
数十个男人每周光顾这些女按摩师,多年来按摩业长盛不衰、没受到法律制约,一半因为政治家和执法官员们是这里的常客,一半也因为女按摩师很守规矩、严守秘密。全身按摩每半小时的价格很少超过15美元,而且一般不收小费。她们只在本地报纸上登广告,在“按摩”一栏下寥寥写几行字,上面只有营业时间和电话。顾客也着意保护这些技师的生意;有不少男人真心相信自己是唯一接受“特殊服务”的顾客,即使是没那么天真的顾客,也不会在城里四处炫耀、传播自己的按摩经历。去过花天酒地的妓院后男人也许会兴高采烈,有了婚外情可能会同朋友讨论,大白天预约一个假护士抚慰自己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承认这种事可能会被说成绝望可悲,或是有变态性癖;这事儿和新奇的冒险也扯不上关系。要付钱给女人,要她做男人也轻易能做到的事情,甚至可能被人说愚蠢,不过按摩室的常客可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不像其他男人,能独自对着《花花公子》之类杂志上的女性照片轻松自慰,去按摩的男人喜欢共犯,想要一位外表值得尊敬的女性相陪,帮助他减轻罪恶和孤独,来完成这最为孤独的爱之行为。
接受按摩的男人是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典型的秘密幸存者:他有工作能力,对妻子和家庭都还满意,人到中年,他想寻求不同性爱的刺激,又不想卷进复杂的情爱关系,觉得精神和经济上都消耗不起。他太老了,不能去单身年轻人的聚会;反应太慢,不能在附近酒吧里让不满足的人妻垂青、免费做一次爱;他也远远躲开站街妓女,不去廉价旅馆里做下流而可能染上病的勾当;甚至应召女郎和靠着夜晚生意挣钱的女人,即巴尔扎克所谓“双腿间的财路”,他也不去她们装潢精致的闺房。
这样一个男人,每天都在欲望与罪恶、躁动与谨慎的冲突间忧烦不已,性爱按摩简直就是抚慰心灵的万能药;20世纪60年代,美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至少有一家伪装成医疗机构的按摩室,可以找到穿白袍的人工理疗师,用他妻子不会,或他不愿让妻子用的方式触摸他、满足他的欲望。
不过,到了70年代,随着这类私人服务开始公开化,按摩的世界里也起了变化:反主流文化的年轻企业家加入了该行业——他们还在药店里卖大麻卷、瑜伽书和其他让人离苦得乐的商品,开起了时髦的按摩疗养所和裸体摄影室,就在大街上公开营业。疗养所的大门口和橱窗里,毫无顾忌地挂着“姑娘随心选——活色生香的裸体模特”,人行道上还站着长发的男人,往男性行人手里塞宣传单,上面暗示了店里的额外服务。
宣传单上并不直接许诺顾客有性高潮的服务,不过保证有“无上装按摩师”进行“性感按摩”。一开始,这种宣传没有受到执法机关的反对,因为1970年,美国大多数地区已经有条件接受了性感按摩和展示裸体的合法性。百老汇舞台上的《毛发》和《噢!加尔各答!》中出现了全身裸体;几个城市里也允许开设无上装和无下装的酒吧,至少目前是这样。著名的艾萨伦治疗法,就是由晒得黝黑、漂亮迷人的裸体男女按摩师给加州水疗的顾客身上抹油,已经出了带插图的书和手册,其中详细描述并赞美了这种疗法,在全国销售;电视脱口秀上,受赖希影响的理疗师和作家大力推荐情色按摩,称其能改善夫妻关系。在性爱诊疗所,女代理们挑逗、爱抚那些“不举”的男人,使他们达到高潮;而性爱方面得不到满足的女性则接受培训,学习用爱抚生殖器的技巧和互相抚摸来刺激性伴侣,也学习如何时不时在振动器和人造阳具的帮助下独自自慰。在美国许多学校的性教育课程上,可能是史上第一次,自慰不再被描述成羞耻、可悲的行为。
虽然新疗养所外头挂着霓虹灯和炫目的招牌,让有执照的按摩组织心里很不高兴,可这些组织者也不急着谴责他们,因为某些不守规矩的护士私下里早就这么做过了。警察也有理由无视这些疗养所;他们多年来挥着警棍和年轻人起冲突,跟着就是在法庭上被指控暴力执法、在媒体上臭名远扬,因此他们也避免冲动行事,不会随便突袭疗养所,而有关按摩的法律自1970年起一直含糊其辞。
年轻企业家可谓生逢其时;相关法律模糊、享乐市场不断扩张,性解放影响的女人越来越多,有着60年代剧变带来的自由精神,又还没工作,拿着抚摸男人下体挣来的钱,她们也毫不内疚;对年轻的疗养所老板来说,初期投资很小——只需要在商业区的商店二楼或三楼租一个月房间的钱,再雇个新手木匠在屋里竖几块板子,隔开接待室和几间房间,有的用作按摩,偶尔也用来拍裸体照。装修也不贵,用旧货店里的沙发、椅子和旧的前台桌就行;二手的按摩桌和行军床,盖着印度风格印花的床单;墙上装饰着花里胡哨的海报,或是满眼碧绿的油画——很可能是嬉皮按摩师去乡间公社待了好久,充分享受了宜人的隐居生活之后回到城里来画的。虽然70年代开设第一批疗养所的年轻男人里,有些真的在公社里住过、对和平运动有感情,可在愉快的举止和刺绣牛仔服的下面,是追名逐利的热忱:这些“逍遥骑士”,上大学时就倒卖轻量毒品,现在则以同样轻松自如的姿态贩卖轻量情色。
纽约市里公开繁荣的第一拨按摩疗养所里,有一家叫“粉红兰花”的,在第三大道附近的东十四街200号,老板是纽约城市大学的两个毕业生,亚历克斯·舒布和丹·拉塞尔。舒布很害羞,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个有野心的摇滚乐手,木工活做得也好,建疗养所的时候,他就用上了这门手艺,拉塞尔更外向一些,是疗养所的主要经理人和筹办人。
粉红兰花甫开业,很快红火起来,1970年夏天,每天平均接待40名顾客,两个年轻人便多雇了些人,也和别的疗养所合作开展生意——比如西二十三街上的芳香花园,和邻近五十七街的列克星敦大道模特工作室;亚历克斯·舒布有时也有偿去帮助其他年轻人开设疗养所。
舒布为一个朋友、迪金森州立大学文学专业的学生,设计了列克星敦大道和二十六街上“秘密生活”里四间淡紫色、灯光暗淡的按摩室;还有一个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学生,是他的熟人,在上城有两家疗养所,分别是“东方城堡”和“西方城堡”,舒布将墙四面都贴上白色的塑料,边缘凹凸不平,营造超现代洞穴的气氛,像是太空胶囊损坏后的残片。在五十一街附近的第三大道上,舒布建造了“中洲世界”,老板是个中途退学的学生,十分迷恋托尔金的小说,疗养所是嬉皮社区的风格,有串珠窗帘、马德拉斯抱枕,屋里还有熏香。
与这些地方竞争客人的有东十八街12号的“舞台工作室”,招牌是“年轻的演员模特”提供的特别服务;西三十四街440号的“34疗养所”也承诺说:“五个年轻漂亮的大学女生——您中意的那种”。
作为工资,所有按摩师可以拿到每次按摩收入的三分之一,加上小费,她们一周依所选的工作时长,平均能赚300到500美元。每家疗养所都有下午班和晚班,女按摩师的日程也都可以调整。忙事业的女演员和舞蹈演员经常和其他按摩师换班,或是请病假去参加试镜。疗养所里屋、靠近按摩师休息室的地方也有投币电话,让她们能随时和经纪人保持联系。
还在上大学的按摩师——比如在纽约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和亨特学院,不忙着接待客人的时候,就在接待室里看课本;其他的按摩师——充满冒险精神、离了婚的年轻女人,无所事事的辍学学生,不想做“呆板”办公室工作的法国姑娘,“白日美人”[91] 妻子们,疗养所主人的女朋友,还有漂亮的拉拉和双性恋女人(疗养所能为她们介绍其他做按摩的姐妹)——都在接待室里打发等待的时间,互相聊天,读读杂志,在地板上练练瑜伽,或是在角落里冥想,全不顾收音机里不停播放的音乐声和经理桌子上的电话铃声。
如果经理暂时不在接待室,由女按摩师接起了电话,她有时会听到电话那头男人粗重的呼吸声,或是语无伦次的荤段子——所以大多数疗养所只让男经理接电话。经理除了向客人收钱、把每位顾客送进单独的按摩室、过了25分钟就按铃提醒按摩师半小时的疗程即将结束,有时还要充当保镖;可是基本上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很少有顾客会闹事。几乎所有光顾按摩室的男人都礼貌周全、性情羞怯,很多人是穿西装、打领带来的。他们走进门来,有时还拿着在路边收到的宣传页,坐在桌子后的经理便来迎接他们,站在一起的按摩师们也会微笑。顾客把钱付给经理之后,选一位中意的按摩师,她会陪着他穿过走廊,进入一间按摩室,手臂上搭着条从壁橱里拿的、上过浆的床单。
等关上门、把床单铺到桌子上,她便站在一边等男人全部脱光,然后开始脱自己的衣服。大多数的疗养所经理都相信,即使顾客不巧是个便衣警官,因为他自己先在按摩师面前暴露了身体,也不能指控按摩师不道德;这种设想在法庭上是否成立还有待检验,不过疗养所都是照做不误的。
虽然大多数顾客的岁数都可以做女按摩师的父亲了,性爱按摩开始之后,两人的角色却奇妙地发生了倒转:掌握权威的是年轻女人,她有权力给予或否定快乐,而男人们顺从地仰天躺着,闭着眼轻声呻吟,任人往身上擦婴儿油和爽身粉。对这些男人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次和如雷贯耳的青年性解放运动有亲密接触,这是伍德斯托克和避孕药的世界;等他们成了疗养所的常客,和按摩师混熟了,便开始对自己也帮忙制造了的这疏远的下一代有所了解。
反过来,按摩师也看到了不少中年男人的沮丧无奈,他们的婚姻困境、工作问题,他们的幻想与不安。有些人特别紧张,躺在按摩桌上浑身发抖,水洗似的出汗。有些人没法高潮,要么是不能勃起,除非按摩师对他表现出个人的兴趣,恭维他身材好,保证他的性器和其他男人一样大,或是更大。有些人罪恶感太强,无法体验到最大程度的快乐,除非按摩师遵照他的要求,一边抚摸,一边口头训斥他,就像他还是学生、被抓到“自虐”的时候被斥责、批评的样子。
还有最近离开宗教职位的顾客,想要适应第一次被女人触摸;正统派的拉比用避孕套或夹层袋套住阳具,认为这样就没有 肉体接触了。还有身份尊贵的股票经纪人和银行家,和按摩师谈别的服务的价钱,解释说自己的妻子不肯这么做;蓝领的工人也很享受这项服务,可坦承自己绝不会对妻子提出这种要求。
拄着拐杖的老人、鳏夫和离婚男人,当代的布朗宁叔叔,他们都在疗养所有定期预约,有的还在橱柜里存着平日爱喝的威士忌;还有健壮的年轻男人,一次叫两位按摩师,付双倍的价钱,在半小时中享受三次高潮。有一天,一个特别害羞的人,亚瑟·布雷默,穿着带马甲的西装,出现在四十六街和列克星敦大道的“维多利亚按摩室”里,可是他太过紧张,直到疗程结束都没有高潮。一个月后,马里兰的一次政治集会上,他开枪打中了亚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W.华莱士,导致其瘫痪。
有很多浪漫的男人频繁光顾按摩室,有时还会爱上女按摩师,可要是哪一天来早了,发现她和别的男人在房间里,他们脸上就掩不住失望。二十六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上的“秘密生活”里,有位常客是哈佛毕业生,新近离了婚,在曼哈顿做心理医生,他熟悉的按摩师是位金发美女,毕业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为《外观》杂志做过模特。经过按摩室里许多次性爱服务,两人开始在外面约会,一年之后就结了婚,搬去了佛罗里达。
没多久,几个赞助过疗养所的商人——疗养所资金不足、条件简陋,连淋浴室里的基础设施都难得齐备,让他们很不满意——开始搭建自己的疗养所,场地更大,有模塑成型的塑料椅子、空调、新按摩桌、蒸汽室、桑拿室、紫外线灯、轻音乐,还能用信用卡结账。第一家这种特许经营的现代疗养所叫“第一体验”,在布朗宁叔叔旧楼的第九层,老板以前是快餐行业的;可不到一年,就有几家别的疗养所的舒适度和设备超过了它。《搞》的总编阿尔·戈尔茨坦去过所有这些疗养所,开始在报纸上为蓬勃发展的按摩行业开设每周鉴赏专栏——从此他便可以声称,每次愉快的高潮都是在为税收做贡献。
戈尔茨坦的打算是,悄悄拜访城里不论新老每一家疗养所,和其他顾客花一样的价钱;他感受不同按摩师的手法,在脑中记下每家的卫生状况和经理人员的服务态度,然后在《搞》上为每家疗养所写一篇简介,再依一星到四星为其打分。
1971年戈尔茨坦开始这项工作时,纽约的疗养所还不到12家,可到了1972年末,疗养所的数目已经超过40家。戈尔茨坦听说每家的服务和价格都不一样,甚至每天都有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按摩师的心情以及她和顾客的契合程度。比如第十四街上的“粉红兰花”,他去的时候又热又挤,淋浴和空调一概没有,戈尔茨坦花了14美元,叫了一个穿热裤、浅黑肤色、闷闷不乐的女人为他按摩;说了会给她15美元小费之后,她敷衍了事地用手和嘴服务了他一回,途中一直在看表。《搞》的下一期里,戈尔茨坦给“粉红兰花”打了一星,描述为“不推荐”。
第五十八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上的“法国小姐疗养所”就不一样了。老板是三个以色列人,疗养所里共有七个房间,装了空调,有小吃吧台,接待室里还有投影仪往墙上播放彩色的色情图片。戈尔茨坦花了20美元做按摩,后来又给了25美元小费,换来了在水床上与一位离了婚的26岁女人做爱,她说自己有两个孩子,住在康涅狄克州的城郊,还说周末会去那边兼职卖房子。她亲切友好、容易相处,戈尔茨坦便给“法国小姐”打了三星——“推荐:该类型服务中的佼佼者”。
第三大道835号砖砌大楼的二层是“中洲世界”,戈尔茨坦付给经理18美元,挑选了一位蓝眼睛、浅黑肤色的按摩师,她头发又长又直,肤色光洁,脖子上戴着玫瑰十字架。她说话不多,举止优雅,在按摩室里很快让他勃起了。她的手很漂亮,手指细长,好像很喜欢这件工作,爱抚他时,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勃起的下体,无疑知道很多男人喜欢看女人熟稔地爱抚这个陌生的物件。他几乎不能再忍受,想要把它放进她嘴里;可他开口提要求时,她礼貌地拒绝了,说“中洲世界”的规定严禁这样做——只允许“手动释放”,这是包含在按摩价格里的,不需要额外付小费。然后她吐露说,按摩室墙上的小块镜子其实是单向玻璃,让经理能观察屋里的情况,确保没有违规行为。知道了这个秘密,戈尔茨坦的好心情顿时跌到谷底,与这位按摩师的亲密感也消失了;他很享受这次过程,可是只给“中洲世界”打了两星。
后来他去大一些的按摩室,也能看到许多镜子,有的按摩室一整面墙,甚至天花板上都是镜子,他不舒服极了,不仅因为可能有个窥视癖的经理在后面偷看,而且他 也不想从镜子里看见自己裸体躺在桌子上的肥胖身躯。
东四十六街219号是家豪华的仿古罗马式疗养所,叫“恺撒隐居地”,里面有不少镜子。不过戈尔茨坦的注意力都被穿着古罗马托加袍的按摩师吸引住了,她举止格外放纵,克服了他的难堪感觉;最终他为“恺撒”打了四星。纽约没有哪家能和“恺撒隐居地”比肩的,老板显然花了几千美元——他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当过股票经纪人,叫罗伯特·沙拉加,装修了许多私密按摩室、桑拿房、涡流按摩浴室、石膏塑的罗马式雕塑和喷泉;顾客在接待室等待时,可以喝到免费香槟,按摩油也是温热的香精油。一般按摩价格是20美元,不过多出钱还能买到其他服务,客人花100美元,就能和三位开放的女郎一同洗香槟浴。
戈尔茨坦调查过纽约的疗养所之后,便在全国旅行,发现全美国都在心心念念着情色按摩——它就是性爱的快餐业,力比多的营养品。在华盛顿城郊的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滴答滴答”按摩疗养所就开在购物中心里。达拉斯、亚特兰大、夏洛特都有疗养所;在受戴利控制、天主教气氛浓郁的芝加哥,南沃巴什街的商业区也开了一家疗养所,内部装潢仿照教堂的装饰。经理的小接待桌在一间重达600磅的哥特式木质忏悔室里,是从拆除了南区教堂的公司买来的;疗养所里还有祈祷用的长椅,和别的基督教物品,还有华丽的硬木书架,上面摆着最露骨的性爱杂志和假阳具。
为了保护疗养所不受警方渗透,老板规定疗养所是私人会员制,顾客必须出示有效身份证明,还要签一份文件,声明自己不隶属任何执法机关——顾客不仅要签字,还要在忏悔室前大声读出来,全不知自己已被隐藏麦克风录了音,忏悔室里挂的紫天鹅绒帘子的褶皱里也藏着摄像机,记录下了他的面容。这个小心谨慎的疗养所老板,叫作哈罗德·鲁宾;戈尔茨坦走进疗养所、要求按摩时,鲁宾热心地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搞》的忠实读者,还坚持让戈尔茨坦以内部价享受两位按摩师的服务。
在洛杉矶,戈尔茨坦看到,沿圣莫妮卡大道和日落大道有几十家疗养所,有些还是24小时开放。洛杉矶最有名的疗养所——老板是42岁的马克·罗伊,以前是亚瑟·穆雷舞蹈中心的教练,后来开过几个女士减肥沙龙,发了财——叫“马克西莫斯马戏团”,占了一幢宽敞的三层宅邸,离日落大道半个街区远,在拉谢内加大道上。房子的停车场能容纳80辆汽车。像纽约的“恺撒隐居地”一样,“马克西莫斯马戏团”的内饰也有罗马享乐主义的气息;30位按摩师都穿着紫色、金色或白色的绉织迷你托加袍,疗养所的广告宣称:“自庞贝时代后,男人从未有过的乐趣”。
距日落大道半小时车程,马里布海滩上方托潘加峡谷静谧的山峦里,戈尔茨坦拜访了一家名为“极乐园”的裸体主义“成长中心”。这地方有七英亩远离喧嚣的可爱土地,在四周的树木和高高的篱笆后面,裸体的成员可以互相按摩,或接受专业人员的按摩。就像北加利福尼亚的艾莎林治疗中心一样,“极乐园”也为会员和客人安排日程,提供“觉醒”讨论会和心理治疗项目;不过和艾莎林不一样的是,“极乐园”的主要功能是享乐,除了游泳池和桑拿房,还设有网球场、骑马场,主楼里还有半私人的房间供人们做爱。
戈尔茨坦之前在《搞》上登过“极乐园”的照片,亲眼见到后愈加印象深刻。他采访了这里的创始人,艾德·兰格,高个子、身材健硕的前时尚摄影师,灰白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52年前,兰格出生在芝加哥一个保守的德国家庭里,在学校运动出色,可是内心强烈向往脱离群体、更有创造性的生活。自从30年代末偷偷买了第一本《阳光与健康》杂志开始,兰格就迷上了裸体主义;40年代他搬到洛杉矶,在好莱坞做舞美设计和自由摄影师,为《时尚》和《时尚芭莎》工作,他加入了一个先锋裸体主义俱乐部,有时还被警察突袭。50年代中期,他在俱乐部里遇到了一对年轻夫妻,约瑟夫和黛安娜·韦伯,接下来的15年里,黛安娜·韦伯在全美杂志上的照片都是由兰格拍摄的。后来,他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发表了这些和其他裸体照片;买下建造“极乐园”的土地也实现了兰格的夙愿。
戈尔茨坦来的时候,兰格正在与洛杉矶县的官员争论,那些人想要根据当地的分区制法令关闭他的社区,认为这项法令禁止区内的裸体主义小组进行集会。提到的团体不光是“极乐园”,还有附近一个在托潘加峡谷山里的“成长中心”,叫“砂岩隐居地”的。“砂岩”占地面积15英亩,成员有几对裸体夫妻,都是支持公开的性自由,追求消除占有欲和嫉妒心的。“砂岩”的主人叫约翰·威廉森;那几对夫妻里就有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
《搞》搬进了一座12层的砖砌建筑,是由1907年设计建造的工厂改造的,不过建筑结构相当精巧;有飞檐的柱子、弯曲的前窗、外部有带花纹的金属镶边,面对着大街的墙上,二楼那一排华丽的窗户上面,刻着这建筑曾经的主人、百万富翁的姓名首字母——E.W.B.,爱德华·韦斯特·布朗宁,在从前八卦周刊的头条里则是“布朗宁叔叔”,因为在20年代他卷进了丑闻,和一位曲线窈窕、为人轻浮的蓝眼睛女孩有了关系,她才14岁,叫皮奇斯·希南。
布朗宁是在百老汇麦卡尔平酒店里的中学舞会上注意到皮奇斯的。虽然他年过50、头发花白,可是在年轻人群里并不显得突兀,因为他在纽约是有名的青年工作领导人,也是慈善家,慷慨捐助过经济困难的学生、生病的孩子和孤儿。
1919年,布朗宁和妻子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便收养了一个小女孩。一年之后,两人又收养了另一个女孩。为了哄她们开心,布朗宁在自己上西区的一座公寓大楼屋顶上盖了个住处,装饰着日本灯笼、寺院的钟、喷泉和鸣禽,还有个足够划小船的湖。布朗宁叔叔的豪华礼物得到了全国上下媒体的赞美,1924年的连环漫画人物沃巴克斯叔叔和孤女安妮[88] ,可能就是从他这得到的灵感。
然而,1925年,布朗宁的妻子与他离婚,带着大女儿去了巴黎,留下他和小女儿森夏恩;他在媒体上做广告,要给8岁的森夏恩找一个“14岁女孩”做伴,这事给他带来了好名声,来信有几千封之多。可是他要给女儿征求伙伴的好心很快就显得有些可疑,因为他遇到了年轻的皮奇斯·希南,后来又与她约会。这下子,人们在第五大道上看到皮奇斯,坐在他孔雀蓝的劳斯莱斯后座上微笑着,周围堆满了玩具、贵重衣服和珠宝盒子。皮奇斯之前是和父母住在华盛顿高地的出租公寓里,1926年,他征得了她父母的同意,皮奇斯·希南在16岁生日那天成了第二任布朗宁太太。
这时,爱德华·布朗宁的身价已经超过2000万美元。他生长在曼哈顿,父母很严厉、有着维多利亚时期的价值观,从小就拿《圣经》规劝他,对他讲辛勤工作的美德。布朗宁长大成人之前,没怎么有轻佻爱玩的少年时期。可自从和皮奇斯结了婚,他便发誓要少些工作、多花时间享乐,在公众眼里,他变成了花花公子,也迅速适应了这个新形象。突然之间,他就融入了爵士时代[89] ,带着披貂皮大衣的皮奇斯进高级餐厅时,在记者的闪光灯下,他会耐心地在人行道上多站一会儿。他给皮奇斯买了豪华轿车,配备专人司机,皮奇斯和母亲在第五大道疯狂购物,他也会买单;她母亲是医院的护士,从一开始就鼓励女儿和布朗宁交往,相应地,两人恋爱时她也收到了红包。
布朗宁的办公室里有一大本剪贴簿,上面都是关于他的新闻剪报,他也从不错过受采访的机会——即便在结婚十个月之后,在一大群闹哄哄的记者面前,他伤心地被迫承认,皮奇斯跑掉了。仆人们说看到她和母亲离开了长岛,开着一辆货车,里面是他送她的所有东西。虽然布朗宁伤心欲绝,还是表示自己仍然爱她,并对着镜头恳求她回来。
布朗宁再次见到妻子,是在人满为患的纽约法庭上,她的律师要求布朗宁离婚并支付巨额抚养费,皮奇斯自己也站出来,指控他性情冷酷、不道德。她说布朗宁喜欢看她裸体吃早餐,还送给她裸体照片的书,暗示他有不正常的欲望。
然而,布朗宁的律师交叉质询时,出示了皮奇斯在婚前写的日记,里面记录了与她做过爱的男人名字——她流着眼泪承认了,法庭里纷纷响起叹息和议论,法官不停地敲着木槌。虽然最终判决的抚养费数额远比她的预期要低——她拿到17万美元现金,还有六处西区的房产,她却利用这件事的公众效应,在母亲的指导下成了歌舞节目的女演员,野心勃勃地想进军娱乐界。不过她事业上不太成功,接下来几十年媒体对她的报道主要集中在再婚上面——布朗宁之后,她又结婚离婚三次——最终,在1956年,报纸头条报道了前皮奇斯·布朗宁夫人在浴室滑倒身亡,享年44岁。
1934年,爱德华·布朗宁过了60岁生日后不久便去世了。他晚年的精力都放在自己最擅长的房地产行业;他还赶在当时的大部分商业巨头之前,预见到了大萧条的到来,在经济崩盘前以很高的价格卖掉了西区的房产,包括西十七街11号的公寓楼。
布朗宁去世几十年后,这栋楼的外观大致还是当时的样子,外墙装饰是20世纪初的华丽风格,他的名字首字母深深地刻进墙里;不过内饰就差很多了,一幅疏于照管的模样。油漆斑驳、墙上的裂缝越来越宽,煤烟糊在窗玻璃上,室内的光照都不好。这栋窄小的12层楼位于零售女装业中心的南边,从前的租客都是小型女装工厂和制帽商,现在这些人有的破产,有的不满意这楼的设施破旧,唯一一台又小又慢的电梯还总出故障,渐渐都搬了出去。
30年代到60年代间,这栋楼转过几次手、卖给了几个不同买主,而谁也没从其中赚到钱,到了70年代,上层的空间就不再挑剔租客,租给了年景好时不会考虑的客人。《搞》的总部在11层,10层是美国共产党的总部;顶层是个同性恋公社,主要是年轻男性,把布朗宁的旧办公室改造成了住房。下面几层的房客,要么是政治或社会上的异端,要么至少是不循常规、神秘兮兮、稀奇古怪的人。
房客中有个金属匠人,专门做指节铜环的。还有一帮中年男人,每周都有几天晚上聚在一起,在屋里铺上微型铁轨、摆弄着火车模型在上面跑。有一家科幻恐怖杂志的编辑部也在楼里,杂志叫《怪物时代》,另一层楼上还有一家叫《偷窥的汤姆》的丑闻小报。一个离了婚的纽约名流,科尔内留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90] 的后代,把他那一层用作画室和浪漫的隐居之地。还有个深居简出、红头发的书籍装订女商人,到了半夜,她的孪生姐姐常来拜访。再下面两层,是个以色列的修理工,他工作的地方只有几台打字机,后面都没有人——所有机器都是自动的。1970年圣诞节前,两个从前在快餐行业工作的男人租下了第九层,开了家按摩疗养所。
他们把裂缝的墙贴上富美家木镶板,地上也都铺了地毯,因为地板缝里全是生锈的别针和针头,是从前在这儿工作的服装工人丢下的。他们在电梯间附近盖了间接待室,里面放着一张荷兰式现代风格的桌子、带靠垫的转椅、一套音响、一张大咖啡桌,桌上放着《花花公子》和《阁楼》杂志。接待室后面,他们造了一间淋浴室、一间桑拿室,还有四个小型的私人按摩室。每间屋里都有一张按摩桌,床头柜里放着按摩用的酒精、油、滑石粉和盒装的舒洁纸巾。
然后他们在《村声》和其他报纸上登了广告,招聘女性来当“人体模特”或是“女按摩师”。他们希望至少招八到十个女人以配合日程安排,这样在中午、下午5点和晚上11点等繁忙的时段,至少能有四个人在四个按摩室里值班。由于按摩疗养在纽约还算是新生事物,警察也还没有将其列入打击卖淫的名单,有几十个毫无戒心的年轻女人应广告而来,以为是去摄影棚或是健康俱乐部工作;可一旦意识到这工作就是往男人的裸体上抹油,还要面对他们的勃起和挑逗,她们就扭头去找别的工作了。
可是还有些女人,经过了60年代的性解放,对这种工作不会大惊小怪。她们面对陌生人的裸体不会尴尬,很少受到50年代早期道德的约束,不像她们保守的母亲。受雇的人里,有在纽约上大学、打工挣学费的学生,有辍学的人,有开始上年纪的佩花嬉皮士,还有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女性,认为比起辛苦做服务员和秘书,按摩工作要轻松、好赚得多。其中一个申请人,之前就是七层《怪物时代》的秘书,被编辑解雇之后,走上两层楼,就当上了按摩师,每周的工资涨了两倍,到了350美元。
按摩疗养所的成功给楼里带来了新的社会元素——紧张兮兮的中产阶级商人,鬼鬼祟祟地来,急匆匆地走,使楼里不祥的空气愈发浓郁。十层上的共产主义者大多数是头发花白的极端左派,大萧条期间联合广场上闹抗议和游行那会儿,他们的革命热情就达到了顶点,对于按摩疗养所的成功,他们格外地看不顺眼,不光因为这些人在性爱方面是刻板的清教徒,而且他们也知道,楼下有这么家准妓院,这地方肯定会臭名远扬,招来警察时常拜访和靠找茬为生的市督察员。楼里面已经有传言,说联邦调查局已经准备租下第九层,电话里总有人威胁要放反共炸弹,人行道上还有充满敌意的罢工纠察,这些上年纪的党员无疑是被害妄想最严重的,电梯里那些一言不发、抿着嘴唇、穿着保守的男人,说不好就是联邦探员。
唯一欢迎按摩疗养所的房客是《搞》的男性员工,他们可以随时去泡桑拿,而且还能以折扣价选一位裸露上半身的女士,让她为自己按摩并爱抚至高潮。反过来,员工们也会写赞扬疗养所的文章——疗养所的名字叫“第一体验”,《搞》还会登疗养所的付费广告,写着联系电话和营业时间,吹嘘女按摩师的神奇手法和带来的销魂快乐。
很快,《搞》的广告栏里就有了纽约其他疗养所类似的宣传,有些还贴出了裸胸的女人照片,一群抛着媚眼、姿态诱人的女学生和臀部丰满的交际花,暗示顾客只要出按摩的价格,就能享受到她们。可是《搞》不久就接到了读者投诉,说有些是虚假广告,有些按摩师在收了25或30美元之后,将顾客挑逗至欲火难耐的状态,却拒绝为顾客服务,除非再收至少15美元的小费;还有人投诉说,有几个按摩师不论出价多高都固执地不肯碰男人的生殖器,理由是这样做违法。
整个纽约市、整个美国对法律的阐释都各不相同,这取决于道德究竟允许私人按摩室里发生哪些事情。曾经有过具体的市县法令,禁止按摩师为异性服务,然而“二战”爆发后,这些维多利亚时期的规定就不起作用了,有越来越多的护士和其他女性医护人员为伤兵治疗,按摩行业也主张自己不分性别、对病人和顾客进行治疗的权利。按摩行业认为,拿了神经学和病理学学位、对人体肌肉组织有足够了解、持有执照的按摩专家,没理由不能像足科医生和心理医生那样,依照道德治疗异性病人;在像纽约这样的城市里,按摩业多年来强烈抵制的事实是,按摩从业者——其中很多人都是美国按摩与治疗协会受尊敬的成员——的执照是由城市健康委员会颁发的,该协会还颁发理发师和化妆师的执照,而不是由给各类医生护士发行执照的纽约州教育厅颁发的。
然而到了1968年,在专业按摩组织的不断游说之下,政策发生了变化——专业按摩师被重新分类为医务人员,从业许可由奥尔巴尼教育厅颁发;每一个按摩学生拿到学位之前,需要在特殊学校经过500小时的学习,并通过全国综合考试,检查其按摩技术和对人体肌肉及神经组织知识的掌握。
考官还要确保学生了解该行业的道德规范,包括一定要给躺在按摩桌上的人盖上块毛巾或床单以遮住生殖器,避免与女性胸部有直接接触等。考官的这些劝诫并未被过分强调,因为“二战”后美国允许异性按摩服务的很多年里,鲜见按摩师不端行为的报道。
这可不是说,按摩桌上就没有不当行为;事实上,这早已是行业内公开的秘密,某些拿执照的按摩师,包括一些中年发福的女按摩师,她们粗壮的身形好像激不起什么浪漫的幻想,可是也愿意答应男性客户或患者的性要求,只要他们口风紧,值得信任。鉴于此类性接触的内容基本就是用手,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来的按摩师还认为,令人放松的按摩就该以这种健康的方式达到高潮,而且都是依从客户要求秘密进行的——客户不仅喜出望外,还会付额外的小费。按摩组织虽然表面上从不容忍性接触,但也不想暴露某些从业者的不法行为,医护组织也同样不想让自己圈子里的违规操作公诸于世。几十年来,医疗圈内已经尽人皆知,某些著名医师违法为特权客户做人工流产手术,心理医生有时与沙发上的女病人偷偷幽会,住院的男病人行动长期受限制、焦躁不安,值夜班的护士和女医生便在夜里为他们缓解性焦虑。
实际上,这种慈善性质的行为,男人们都怀着感激,并认为它是复原过程中的一剂良药。水到渠成地,这些为病人按摩的弗洛伦斯·南丁格尔们成了疗养所的第一批女技师。50年代末60年代初,按摩疗养所在西海岸的小城市和镇子上悄悄地兴盛起来。这些疗养所实际上就是按摩室,一般都设在专门租给外科医师、牙医、足病医师、皮肤病医师和其他医疗人士的商业大楼里。乍一看,按摩室也很像是诊疗室——大门是白色的,上面装着磨砂玻璃,玻璃上印着黑色的小字“物理疗法”或“按摩”,还有医师的名字。房间内部就算不是无菌环境,也很卫生,家具都整洁干净;墙上挂着镶框的羊皮纸按摩执照和物理疗法学位,虽然真实性有待考证,边上装饰的花体字和小天使可一点不假。后屋里有这行常用的按摩桌、淋浴间、成堆的白色毛巾和瓶装润肤露,常常还有涡流按摩浴缸,桑拿间和减肥设备。
只有预约过的客人才能进入,按摩师都是精心打扮的女人,穿着护士服,给桌子上的裸体男人按摩时再穿一件白色罩衫。享受全套按摩,再让一个穿白袍的专业按摩师抚慰自己,对许多男人来说都是色情程度很高的体验,干净无瑕的环境尤其带来罪恶感,也满足了男性青少年时期与保姆、学校护士、多明我会修女狎昵的幻想,现实中,这些女人不会出现在按摩室里,手指上沾着油,娴熟地抚摸着勃起的下体,直到它喷薄在事先准备好的毛巾或纸巾上。
数十个男人每周光顾这些女按摩师,多年来按摩业长盛不衰、没受到法律制约,一半因为政治家和执法官员们是这里的常客,一半也因为女按摩师很守规矩、严守秘密。全身按摩每半小时的价格很少超过15美元,而且一般不收小费。她们只在本地报纸上登广告,在“按摩”一栏下寥寥写几行字,上面只有营业时间和电话。顾客也着意保护这些技师的生意;有不少男人真心相信自己是唯一接受“特殊服务”的顾客,即使是没那么天真的顾客,也不会在城里四处炫耀、传播自己的按摩经历。去过花天酒地的妓院后男人也许会兴高采烈,有了婚外情可能会同朋友讨论,大白天预约一个假护士抚慰自己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承认这种事可能会被说成绝望可悲,或是有变态性癖;这事儿和新奇的冒险也扯不上关系。要付钱给女人,要她做男人也轻易能做到的事情,甚至可能被人说愚蠢,不过按摩室的常客可不会同意这种说法。他们不像其他男人,能独自对着《花花公子》之类杂志上的女性照片轻松自慰,去按摩的男人喜欢共犯,想要一位外表值得尊敬的女性相陪,帮助他减轻罪恶和孤独,来完成这最为孤独的爱之行为。
接受按摩的男人是一夫一妻制婚姻中典型的秘密幸存者:他有工作能力,对妻子和家庭都还满意,人到中年,他想寻求不同性爱的刺激,又不想卷进复杂的情爱关系,觉得精神和经济上都消耗不起。他太老了,不能去单身年轻人的聚会;反应太慢,不能在附近酒吧里让不满足的人妻垂青、免费做一次爱;他也远远躲开站街妓女,不去廉价旅馆里做下流而可能染上病的勾当;甚至应召女郎和靠着夜晚生意挣钱的女人,即巴尔扎克所谓“双腿间的财路”,他也不去她们装潢精致的闺房。
这样一个男人,每天都在欲望与罪恶、躁动与谨慎的冲突间忧烦不已,性爱按摩简直就是抚慰心灵的万能药;20世纪60年代,美国几乎每个大城市都至少有一家伪装成医疗机构的按摩室,可以找到穿白袍的人工理疗师,用他妻子不会,或他不愿让妻子用的方式触摸他、满足他的欲望。
不过,到了70年代,随着这类私人服务开始公开化,按摩的世界里也起了变化:反主流文化的年轻企业家加入了该行业——他们还在药店里卖大麻卷、瑜伽书和其他让人离苦得乐的商品,开起了时髦的按摩疗养所和裸体摄影室,就在大街上公开营业。疗养所的大门口和橱窗里,毫无顾忌地挂着“姑娘随心选——活色生香的裸体模特”,人行道上还站着长发的男人,往男性行人手里塞宣传单,上面暗示了店里的额外服务。
宣传单上并不直接许诺顾客有性高潮的服务,不过保证有“无上装按摩师”进行“性感按摩”。一开始,这种宣传没有受到执法机关的反对,因为1970年,美国大多数地区已经有条件接受了性感按摩和展示裸体的合法性。百老汇舞台上的《毛发》和《噢!加尔各答!》中出现了全身裸体;几个城市里也允许开设无上装和无下装的酒吧,至少目前是这样。著名的艾萨伦治疗法,就是由晒得黝黑、漂亮迷人的裸体男女按摩师给加州水疗的顾客身上抹油,已经出了带插图的书和手册,其中详细描述并赞美了这种疗法,在全国销售;电视脱口秀上,受赖希影响的理疗师和作家大力推荐情色按摩,称其能改善夫妻关系。在性爱诊疗所,女代理们挑逗、爱抚那些“不举”的男人,使他们达到高潮;而性爱方面得不到满足的女性则接受培训,学习用爱抚生殖器的技巧和互相抚摸来刺激性伴侣,也学习如何时不时在振动器和人造阳具的帮助下独自自慰。在美国许多学校的性教育课程上,可能是史上第一次,自慰不再被描述成羞耻、可悲的行为。
虽然新疗养所外头挂着霓虹灯和炫目的招牌,让有执照的按摩组织心里很不高兴,可这些组织者也不急着谴责他们,因为某些不守规矩的护士私下里早就这么做过了。警察也有理由无视这些疗养所;他们多年来挥着警棍和年轻人起冲突,跟着就是在法庭上被指控暴力执法、在媒体上臭名远扬,因此他们也避免冲动行事,不会随便突袭疗养所,而有关按摩的法律自1970年起一直含糊其辞。
年轻企业家可谓生逢其时;相关法律模糊、享乐市场不断扩张,性解放影响的女人越来越多,有着60年代剧变带来的自由精神,又还没工作,拿着抚摸男人下体挣来的钱,她们也毫不内疚;对年轻的疗养所老板来说,初期投资很小——只需要在商业区的商店二楼或三楼租一个月房间的钱,再雇个新手木匠在屋里竖几块板子,隔开接待室和几间房间,有的用作按摩,偶尔也用来拍裸体照。装修也不贵,用旧货店里的沙发、椅子和旧的前台桌就行;二手的按摩桌和行军床,盖着印度风格印花的床单;墙上装饰着花里胡哨的海报,或是满眼碧绿的油画——很可能是嬉皮按摩师去乡间公社待了好久,充分享受了宜人的隐居生活之后回到城里来画的。虽然70年代开设第一批疗养所的年轻男人里,有些真的在公社里住过、对和平运动有感情,可在愉快的举止和刺绣牛仔服的下面,是追名逐利的热忱:这些“逍遥骑士”,上大学时就倒卖轻量毒品,现在则以同样轻松自如的姿态贩卖轻量情色。
纽约市里公开繁荣的第一拨按摩疗养所里,有一家叫“粉红兰花”的,在第三大道附近的东十四街200号,老板是纽约城市大学的两个毕业生,亚历克斯·舒布和丹·拉塞尔。舒布很害羞,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是个有野心的摇滚乐手,木工活做得也好,建疗养所的时候,他就用上了这门手艺,拉塞尔更外向一些,是疗养所的主要经理人和筹办人。
粉红兰花甫开业,很快红火起来,1970年夏天,每天平均接待40名顾客,两个年轻人便多雇了些人,也和别的疗养所合作开展生意——比如西二十三街上的芳香花园,和邻近五十七街的列克星敦大道模特工作室;亚历克斯·舒布有时也有偿去帮助其他年轻人开设疗养所。
舒布为一个朋友、迪金森州立大学文学专业的学生,设计了列克星敦大道和二十六街上“秘密生活”里四间淡紫色、灯光暗淡的按摩室;还有一个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学生,是他的熟人,在上城有两家疗养所,分别是“东方城堡”和“西方城堡”,舒布将墙四面都贴上白色的塑料,边缘凹凸不平,营造超现代洞穴的气氛,像是太空胶囊损坏后的残片。在五十一街附近的第三大道上,舒布建造了“中洲世界”,老板是个中途退学的学生,十分迷恋托尔金的小说,疗养所是嬉皮社区的风格,有串珠窗帘、马德拉斯抱枕,屋里还有熏香。
与这些地方竞争客人的有东十八街12号的“舞台工作室”,招牌是“年轻的演员模特”提供的特别服务;西三十四街440号的“34疗养所”也承诺说:“五个年轻漂亮的大学女生——您中意的那种”。
作为工资,所有按摩师可以拿到每次按摩收入的三分之一,加上小费,她们一周依所选的工作时长,平均能赚300到500美元。每家疗养所都有下午班和晚班,女按摩师的日程也都可以调整。忙事业的女演员和舞蹈演员经常和其他按摩师换班,或是请病假去参加试镜。疗养所里屋、靠近按摩师休息室的地方也有投币电话,让她们能随时和经纪人保持联系。
还在上大学的按摩师——比如在纽约大学、纽约城市大学和亨特学院,不忙着接待客人的时候,就在接待室里看课本;其他的按摩师——充满冒险精神、离了婚的年轻女人,无所事事的辍学学生,不想做“呆板”办公室工作的法国姑娘,“白日美人”[91] 妻子们,疗养所主人的女朋友,还有漂亮的拉拉和双性恋女人(疗养所能为她们介绍其他做按摩的姐妹)——都在接待室里打发等待的时间,互相聊天,读读杂志,在地板上练练瑜伽,或是在角落里冥想,全不顾收音机里不停播放的音乐声和经理桌子上的电话铃声。
如果经理暂时不在接待室,由女按摩师接起了电话,她有时会听到电话那头男人粗重的呼吸声,或是语无伦次的荤段子——所以大多数疗养所只让男经理接电话。经理除了向客人收钱、把每位顾客送进单独的按摩室、过了25分钟就按铃提醒按摩师半小时的疗程即将结束,有时还要充当保镖;可是基本上不需要这么做,因为很少有顾客会闹事。几乎所有光顾按摩室的男人都礼貌周全、性情羞怯,很多人是穿西装、打领带来的。他们走进门来,有时还拿着在路边收到的宣传页,坐在桌子后的经理便来迎接他们,站在一起的按摩师们也会微笑。顾客把钱付给经理之后,选一位中意的按摩师,她会陪着他穿过走廊,进入一间按摩室,手臂上搭着条从壁橱里拿的、上过浆的床单。
等关上门、把床单铺到桌子上,她便站在一边等男人全部脱光,然后开始脱自己的衣服。大多数的疗养所经理都相信,即使顾客不巧是个便衣警官,因为他自己先在按摩师面前暴露了身体,也不能指控按摩师不道德;这种设想在法庭上是否成立还有待检验,不过疗养所都是照做不误的。
虽然大多数顾客的岁数都可以做女按摩师的父亲了,性爱按摩开始之后,两人的角色却奇妙地发生了倒转:掌握权威的是年轻女人,她有权力给予或否定快乐,而男人们顺从地仰天躺着,闭着眼轻声呻吟,任人往身上擦婴儿油和爽身粉。对这些男人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次和如雷贯耳的青年性解放运动有亲密接触,这是伍德斯托克和避孕药的世界;等他们成了疗养所的常客,和按摩师混熟了,便开始对自己也帮忙制造了的这疏远的下一代有所了解。
反过来,按摩师也看到了不少中年男人的沮丧无奈,他们的婚姻困境、工作问题,他们的幻想与不安。有些人特别紧张,躺在按摩桌上浑身发抖,水洗似的出汗。有些人没法高潮,要么是不能勃起,除非按摩师对他表现出个人的兴趣,恭维他身材好,保证他的性器和其他男人一样大,或是更大。有些人罪恶感太强,无法体验到最大程度的快乐,除非按摩师遵照他的要求,一边抚摸,一边口头训斥他,就像他还是学生、被抓到“自虐”的时候被斥责、批评的样子。
还有最近离开宗教职位的顾客,想要适应第一次被女人触摸;正统派的拉比用避孕套或夹层袋套住阳具,认为这样就没有 肉体接触了。还有身份尊贵的股票经纪人和银行家,和按摩师谈别的服务的价钱,解释说自己的妻子不肯这么做;蓝领的工人也很享受这项服务,可坦承自己绝不会对妻子提出这种要求。
拄着拐杖的老人、鳏夫和离婚男人,当代的布朗宁叔叔,他们都在疗养所有定期预约,有的还在橱柜里存着平日爱喝的威士忌;还有健壮的年轻男人,一次叫两位按摩师,付双倍的价钱,在半小时中享受三次高潮。有一天,一个特别害羞的人,亚瑟·布雷默,穿着带马甲的西装,出现在四十六街和列克星敦大道的“维多利亚按摩室”里,可是他太过紧张,直到疗程结束都没有高潮。一个月后,马里兰的一次政治集会上,他开枪打中了亚拉巴马州的州长乔治·W.华莱士,导致其瘫痪。
有很多浪漫的男人频繁光顾按摩室,有时还会爱上女按摩师,可要是哪一天来早了,发现她和别的男人在房间里,他们脸上就掩不住失望。二十六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上的“秘密生活”里,有位常客是哈佛毕业生,新近离了婚,在曼哈顿做心理医生,他熟悉的按摩师是位金发美女,毕业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为《外观》杂志做过模特。经过按摩室里许多次性爱服务,两人开始在外面约会,一年之后就结了婚,搬去了佛罗里达。
没多久,几个赞助过疗养所的商人——疗养所资金不足、条件简陋,连淋浴室里的基础设施都难得齐备,让他们很不满意——开始搭建自己的疗养所,场地更大,有模塑成型的塑料椅子、空调、新按摩桌、蒸汽室、桑拿室、紫外线灯、轻音乐,还能用信用卡结账。第一家这种特许经营的现代疗养所叫“第一体验”,在布朗宁叔叔旧楼的第九层,老板以前是快餐行业的;可不到一年,就有几家别的疗养所的舒适度和设备超过了它。《搞》的总编阿尔·戈尔茨坦去过所有这些疗养所,开始在报纸上为蓬勃发展的按摩行业开设每周鉴赏专栏——从此他便可以声称,每次愉快的高潮都是在为税收做贡献。
戈尔茨坦的打算是,悄悄拜访城里不论新老每一家疗养所,和其他顾客花一样的价钱;他感受不同按摩师的手法,在脑中记下每家的卫生状况和经理人员的服务态度,然后在《搞》上为每家疗养所写一篇简介,再依一星到四星为其打分。
1971年戈尔茨坦开始这项工作时,纽约的疗养所还不到12家,可到了1972年末,疗养所的数目已经超过40家。戈尔茨坦听说每家的服务和价格都不一样,甚至每天都有差异,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按摩师的心情以及她和顾客的契合程度。比如第十四街上的“粉红兰花”,他去的时候又热又挤,淋浴和空调一概没有,戈尔茨坦花了14美元,叫了一个穿热裤、浅黑肤色、闷闷不乐的女人为他按摩;说了会给她15美元小费之后,她敷衍了事地用手和嘴服务了他一回,途中一直在看表。《搞》的下一期里,戈尔茨坦给“粉红兰花”打了一星,描述为“不推荐”。
第五十八街和列克星敦大道上的“法国小姐疗养所”就不一样了。老板是三个以色列人,疗养所里共有七个房间,装了空调,有小吃吧台,接待室里还有投影仪往墙上播放彩色的色情图片。戈尔茨坦花了20美元做按摩,后来又给了25美元小费,换来了在水床上与一位离了婚的26岁女人做爱,她说自己有两个孩子,住在康涅狄克州的城郊,还说周末会去那边兼职卖房子。她亲切友好、容易相处,戈尔茨坦便给“法国小姐”打了三星——“推荐:该类型服务中的佼佼者”。
第三大道835号砖砌大楼的二层是“中洲世界”,戈尔茨坦付给经理18美元,挑选了一位蓝眼睛、浅黑肤色的按摩师,她头发又长又直,肤色光洁,脖子上戴着玫瑰十字架。她说话不多,举止优雅,在按摩室里很快让他勃起了。她的手很漂亮,手指细长,好像很喜欢这件工作,爱抚他时,眼睛一刻也没有离开他勃起的下体,无疑知道很多男人喜欢看女人熟稔地爱抚这个陌生的物件。他几乎不能再忍受,想要把它放进她嘴里;可他开口提要求时,她礼貌地拒绝了,说“中洲世界”的规定严禁这样做——只允许“手动释放”,这是包含在按摩价格里的,不需要额外付小费。然后她吐露说,按摩室墙上的小块镜子其实是单向玻璃,让经理能观察屋里的情况,确保没有违规行为。知道了这个秘密,戈尔茨坦的好心情顿时跌到谷底,与这位按摩师的亲密感也消失了;他很享受这次过程,可是只给“中洲世界”打了两星。
后来他去大一些的按摩室,也能看到许多镜子,有的按摩室一整面墙,甚至天花板上都是镜子,他不舒服极了,不仅因为可能有个窥视癖的经理在后面偷看,而且他 也不想从镜子里看见自己裸体躺在桌子上的肥胖身躯。
东四十六街219号是家豪华的仿古罗马式疗养所,叫“恺撒隐居地”,里面有不少镜子。不过戈尔茨坦的注意力都被穿着古罗马托加袍的按摩师吸引住了,她举止格外放纵,克服了他的难堪感觉;最终他为“恺撒”打了四星。纽约没有哪家能和“恺撒隐居地”比肩的,老板显然花了几千美元——他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当过股票经纪人,叫罗伯特·沙拉加,装修了许多私密按摩室、桑拿房、涡流按摩浴室、石膏塑的罗马式雕塑和喷泉;顾客在接待室等待时,可以喝到免费香槟,按摩油也是温热的香精油。一般按摩价格是20美元,不过多出钱还能买到其他服务,客人花100美元,就能和三位开放的女郎一同洗香槟浴。
戈尔茨坦调查过纽约的疗养所之后,便在全国旅行,发现全美国都在心心念念着情色按摩——它就是性爱的快餐业,力比多的营养品。在华盛顿城郊的弗吉尼亚州福尔斯彻奇市,“滴答滴答”按摩疗养所就开在购物中心里。达拉斯、亚特兰大、夏洛特都有疗养所;在受戴利控制、天主教气氛浓郁的芝加哥,南沃巴什街的商业区也开了一家疗养所,内部装潢仿照教堂的装饰。经理的小接待桌在一间重达600磅的哥特式木质忏悔室里,是从拆除了南区教堂的公司买来的;疗养所里还有祈祷用的长椅,和别的基督教物品,还有华丽的硬木书架,上面摆着最露骨的性爱杂志和假阳具。
为了保护疗养所不受警方渗透,老板规定疗养所是私人会员制,顾客必须出示有效身份证明,还要签一份文件,声明自己不隶属任何执法机关——顾客不仅要签字,还要在忏悔室前大声读出来,全不知自己已被隐藏麦克风录了音,忏悔室里挂的紫天鹅绒帘子的褶皱里也藏着摄像机,记录下了他的面容。这个小心谨慎的疗养所老板,叫作哈罗德·鲁宾;戈尔茨坦走进疗养所、要求按摩时,鲁宾热心地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是《搞》的忠实读者,还坚持让戈尔茨坦以内部价享受两位按摩师的服务。
在洛杉矶,戈尔茨坦看到,沿圣莫妮卡大道和日落大道有几十家疗养所,有些还是24小时开放。洛杉矶最有名的疗养所——老板是42岁的马克·罗伊,以前是亚瑟·穆雷舞蹈中心的教练,后来开过几个女士减肥沙龙,发了财——叫“马克西莫斯马戏团”,占了一幢宽敞的三层宅邸,离日落大道半个街区远,在拉谢内加大道上。房子的停车场能容纳80辆汽车。像纽约的“恺撒隐居地”一样,“马克西莫斯马戏团”的内饰也有罗马享乐主义的气息;30位按摩师都穿着紫色、金色或白色的绉织迷你托加袍,疗养所的广告宣称:“自庞贝时代后,男人从未有过的乐趣”。
距日落大道半小时车程,马里布海滩上方托潘加峡谷静谧的山峦里,戈尔茨坦拜访了一家名为“极乐园”的裸体主义“成长中心”。这地方有七英亩远离喧嚣的可爱土地,在四周的树木和高高的篱笆后面,裸体的成员可以互相按摩,或接受专业人员的按摩。就像北加利福尼亚的艾莎林治疗中心一样,“极乐园”也为会员和客人安排日程,提供“觉醒”讨论会和心理治疗项目;不过和艾莎林不一样的是,“极乐园”的主要功能是享乐,除了游泳池和桑拿房,还设有网球场、骑马场,主楼里还有半私人的房间供人们做爱。
戈尔茨坦之前在《搞》上登过“极乐园”的照片,亲眼见到后愈加印象深刻。他采访了这里的创始人,艾德·兰格,高个子、身材健硕的前时尚摄影师,灰白的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52年前,兰格出生在芝加哥一个保守的德国家庭里,在学校运动出色,可是内心强烈向往脱离群体、更有创造性的生活。自从30年代末偷偷买了第一本《阳光与健康》杂志开始,兰格就迷上了裸体主义;40年代他搬到洛杉矶,在好莱坞做舞美设计和自由摄影师,为《时尚》和《时尚芭莎》工作,他加入了一个先锋裸体主义俱乐部,有时还被警察突袭。50年代中期,他在俱乐部里遇到了一对年轻夫妻,约瑟夫和黛安娜·韦伯,接下来的15年里,黛安娜·韦伯在全美杂志上的照片都是由兰格拍摄的。后来,他开始出版自己的杂志,发表了这些和其他裸体照片;买下建造“极乐园”的土地也实现了兰格的夙愿。
戈尔茨坦来的时候,兰格正在与洛杉矶县的官员争论,那些人想要根据当地的分区制法令关闭他的社区,认为这项法令禁止区内的裸体主义小组进行集会。提到的团体不光是“极乐园”,还有附近一个在托潘加峡谷山里的“成长中心”,叫“砂岩隐居地”的。“砂岩”占地面积15英亩,成员有几对裸体夫妻,都是支持公开的性自由,追求消除占有欲和嫉妒心的。“砂岩”的主人叫约翰·威廉森;那几对夫妻里就有约翰和朱迪斯·布拉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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