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芗柏
2月23日，新京报报道，甘肃天水武山县马力镇杨坪村一30岁左右的男子，于大年初三在家中杀死自己的3个孩子，已被公安部刑拘。
随后，又有媒体报道，该男子杨某嗜赌成性，与妻子分居，这次赌输了几十万，竟迁怒于家人，殺害4岁的儿子、6岁和9岁的女儿。男子的父亲听闻儿子杀人后被气得发脑溢血死亡。
每年的春节都是农村地区赌博最盛行的时候。
由于农村大部分地区游乐设施建设匮乏，精神生活空虚，赌博成了很多人打发时间、消遣无聊、寻求刺激和娱乐的一种方式，一年到头在外面打工辛辛苦苦赚的钱，可能一夜之间就输没了，甚至负债累累，家破人亡。
俗话说：“虎毒不食子”。杨某这样丧心病狂的赌徒，赌输了之后，竟用殺害亲生骨肉的自残方式泄愤，实在让人悲哀，让人愤怒，但是更多的是给人一种无力感。
这样的底层自残悲剧并非孤例。
今年1月7日凌晨，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法地村，60多岁的李明华老人放火烧毁自家房屋，导致老伴张志飞死亡，以及5个孙子孙女1死4重伤。李明华本人在作案后服农药“敌敌畏”自杀身亡。
杨改兰的家
2016年8月26日，甘肃康乐县景古镇阿姑村山老爷弯社，时年28岁妇女杨改兰，杀死自己的4个孩子后，服毒自杀不治身亡。不日，其丈夫李克英也服毒身亡，四世同堂的8口之家，只剩下了两位老人。
2015年6月9日深夜，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田坎乡茨竹村，留守的4兄妹喝敌敌畏中毒身亡。大儿子张启刚留下一份遗书，大意是：谢谢你们的好意，我知道你们对我的好，但是，死亡是我多年的梦想，今天是该走的时候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对自己最亲近的人狠下杀手，然后自杀身亡？
贫穷、家庭矛盾、邻里矛盾、扶贫不力、精神空虚、缺乏关爱、个体心理病态……
也许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但是不能不说，贫穷是底层自残的罪魁祸首。
国家统计局近日公布了31个省份2017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数据显示，上海、北京2017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逼近6万元大关，上海以58987.96元位居全国首位，西藏垫底，只有15457.3元。
值得注意的是，排名倒数前几位的甘肃、贵州、云南，在近几年都相继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贫困户自残或自杀悲剧。不难看出，贫困是使人绝望的最直接诱因。
比如云南昭通，不止是“纵火殺孙案”的发生地，也是“盲井案”和“冰花男孩”新闻的发生地。这里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是深度贫困地区。根据官方统计，昭通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多达113.37万人，其中小学生就有13.87万人、占在校生总数的46.79%。
农村的贫穷、落后、封闭，相对于城市，更容易把人逼到痛苦的极限，从而丧失了生存的愿望。中国疾控中心曾经给出了一个数据，全国75%的自杀发生在农村，是城市的3倍。
而农村的自杀又以老年人为最甚。《半月谈》杂志曾发表的《农村老年人自杀的社会学研究》报告称，大陆农村老人自杀问题“已经严重到触目惊心的地步”。很多老人自杀，除了生存艰难、疾病缠身以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缺乏亲情和精神生活的空虚。
其实，何止是留守老人缺乏亲情？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包括外出打拼的男人又何尝不是日夜渴望亲情？
但是，农村的现实却逼迫男人不得不远走他乡，进入城市工作，激烈的工作竞争让他们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无暇顾及家中老小；而城市的现实又阻挡了男人带上老人孩子在城市安家落户。
农村家庭长年的撕裂，便是城乡二元结构的时代背景下，最残酷的现实。
人生在世，本来就是又苦又累，底层贫困人群尤其如此，对他们来说，活着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当这个负担过于沉重，他们便没有活下去的动力和希望。
也许有人认为贫穷是穷人自己不争气的结果，但这是一个非常偏见的想法。《世界人權宣言》中确认的四大自由中，有一条是人人享有免于贫困的自由。诺贝尔奖得主、印度经济学家阿马蒂亚·森告诉我们，贫困就是“能力剥夺”。因为没有必要的物质资料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最低生理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人的价值实现与社会生产都会遭遇重重阻力。
撕裂中的农村家庭，便是在这重重阻力中艰难生存。
中国仍然有8亿农村人口，他们的生存问题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重中之重。
解决农民的问题，不能止步于帮扶农民摆脱物质贫困，还有帮扶他们解决缺乏精神寄托、信仰空虚的精神贫困问题，更要从政策、制度等方面解决农民“能力剥夺”的问题。
原标题：底层自残悲剧为何一再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