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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万高龄农民工到底靠什么养老?


    8月3日,山东潍坊一路旁工地上,67岁老人崔秀虎正在37度的高温天气中铺砖。被问到为何这么大年纪还出来干活时,他说,能赚钱就别跟儿女要,自己正是好时候。

    这是一个哀伤的话题。在本该颐养天年、含饴弄孙的年龄,大批高龄农民工却不得不远离家乡,来到工厂甚至建筑工地,从事最苦最累的重体力活。如此高温的天气从事着户外作业。

    但是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吗?高龄农民工的背后,几乎都站着并不宽裕的家庭。因为年轻时不活泛,没有手艺或更好营生手段,年龄大了还得继续卖苦力谋生;或者因为没能让孩子上成大学并凭此改变家庭命运;或者因为孩子上了大学但找不到好工作家庭继续贫困。看到家庭并无见好的模样,看到家里人都缺钱,操劳大半辈子的农民不得以重新出山,虽然累一些,可总比眼看着家里人都缺钱没办法好啊。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9.2%,过5000万。

    更可悲的是,这些高龄农民工为了更容易找到工作,有的持假身份证留在工地;有的不断地走进理发室将自己的白发染黑;有的甚至“靠吃肉补充体力获打工资格,哪家工地肉多就去哪。

    而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养老保障几乎为零。他们基本没有职工养老金,有些是光棍,很多家庭经济不宽裕,靠子女给钱养老几乎是奢望。作为城市“边缘人”,中老年农民工情感长期无寄托,回到家乡后,如果得不到及时疏导,很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08年《京华时报》有一篇报道,一位年届七旬的湖南农民付达信为了“不愁吃穿”在北京站持刀抢劫,他抢劫完了不逃跑,反而等待被抢者喊叫,以便引警察来抓。宣判后,付老汉恳求法官重判自己,“法官,您再好好审审吧,判得太轻了。”“判太轻,过两年出去还是不能养活自己怎么办?”“实在不行就再抢劫,然后回监狱里养老。”

    美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亨利,曾有一篇著名的小说《警察和赞美诗》。其中的主人公苏比:在冬天来临之际,苏比想方设法到监狱过冬,他六次犯事,为非作歹,可是都没有如愿,正当他听到教堂赞美诗,决定重新做人时,却被莫名其妙逮捕了。付老汉简直是苏比中国版了。

    在互联网上稍加搜索,就不难发现,因为生活困境想“吃牢饭”,和打“入狱养老”主意的人并不只是此二人。有位86岁的河南老囚犯孙来有,半辈子五进五出监狱,在狱中度过43年。每一次到该出狱时,他哭闹着不愿离开。86岁的孙来有因年老体衰已瘫痪在床近三年。监狱为了他的生活起居,给他配备了两名护理人员,负责他的服药、洗澡、洗衣和吃饭。饭食为监狱特供,包括一盒牛奶、一个鸡蛋或蛋花汤。出狱后,狱警赵海伟第一次到敬老院回访,孙来有立即展开双手说:“政府,我想回监狱”。赵海伟还对媒体说,有次路过第三监狱因乌鲁木齐越狱事件而加固的围墙时,这个老囚犯嘴里不住喃喃,为什么会有人越狱……

    更让人哀伤的是,高龄农民工又是个极易被人遗忘的群体。与普通城乡老人相比,他们的数量没有那么可观;比起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身上又缺少话题性。尽管一直在建设城市,双重身份却使他们无法融入所劳作的社会,外在形象经常受人歧视,权益受损时也难以维权。若非媒体的报道,这些花甲老人可能还会继续被有意无意地忽略。

    关于农村老人的老年生活,几年前媒体曾有报道:在湖北京山县农村,有“自杀屋”、“自杀洞”,相当一部分老人因为患病,不愿拖累子女,选择老屋或荒坡、树林、河沟,安静地“自我了结”。当地人对此习经为常,有村民说,只要满足年龄在70岁以上、生活不能自理、经济条件差、子女生活比较困难、得了无法治愈的疾病这样几个条件,老人自杀就是“明智的选择”。

    无论是冷冰冰的数字,还是新闻为我们揭示的真相,都指向农村老人晚年生活的悲凉境遇。有的老人要自杀,还怕子女不埋他,自己挖了个坑,躺在里面边喝药边扒土;有卧病在床的老人会得到儿子的“明示”,喝药自杀;也有瘫痪在床的老人竟然会拿到药瓶自杀……老人自杀后村庄的平静,和人们讲述自杀老人时的谈笑风生,似乎死亡无可畏惧,似乎自杀是桩喜剧。孝,依然被视为美德,但不孝,也可以被认可。

    当城市的老年人在公园里遛狗、在广场上跳舞的时候;当我们每天为延迟退休而争论的时候;当我们畅想我们每个人的梦想时候,在满大街追问城市老人幸福感的时候;有谁知道农村老人的梦想是什么?“只要睡到土里就一切都解脱了”,许多农村老人还在城市的工地上辛勤劳作,等到彻底丧失劳动能力的那一天,他们中的一些人就会选择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农村里一部分老人的“幸福”。

    但“宁可世上挨,不可土里埋。”不到万不得已,谁愿意去自杀?自杀的老人们年轻时曾拼死拼活抚育子女,帮他们盖房结婚看孩子,但丧失劳动能力被榨干所有价值后,在一些人眼里,老人就变得一无是处了。一面因得不到子女回报悲伤,一面又体谅子女负担的沉重,平时的头疼脑热吃药打针还能勉强凑合过去,一旦得了大病或慢性病,就成了全家人的拖累,对于没有积蓄,每月靠55元的养老金生活的他们,显然这是天文数字。有的老人七八十岁了为减轻家人负担,还在打零工,一直干到老死,这就是很多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

    没本事赚钱,不能帮子女忙,甚至有病,拖累子女,那还活着干吗?即使是一个有钱的农民工,他们的养老也会成问题,如果他贫穷,那就大成问题。农民工的养老必须依靠亲人,但基于现在的家庭结构,老年农民工很难有子女在身边。也许有人说,那他们的儿子不会赡养?不是农村所有儿子都不愿赡养老人,而是这些当儿子的人也活得不容易,他们当中很多人被生活的重担压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孩子读大学,多年的积蓄全花光不说,还要债台高筑;家里只要有一个人生病,全家人受穷。

    较之其他群体,这些劳苦一生、疾患一身且负担严重的高龄农民工的养老保障需求将更为紧迫,也更为现实。尽管可能尚无法全面保障养老,但率先从这部分群体开始,提供一种底线保障,是当下亟须的制度设计。这需要各级政府拿出责任心,不仅要“真金白银”也需要公平正义,为“平等的起点”创造条件,一方面切实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尤其是对农村经济落后地区的倾斜;另一方面,在就业中根治各种有损公平的现象。 

    这是个健忘的时代,但我们希望对高龄农民工的关注和照顾,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停滞。毕竟他们已经上了年纪,留给政府和社会的时间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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