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基辛格（左）。基辛格突然提出拜访要求，留下“整周”“隐患”
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这是他短短两年多时间里第六次访华，也是他就任美国国务卿后第一次访华。周恩来抱病接见了他和他的随行人员，与基辛格举行了多次会谈。
在基辛格访华前，中美两国政府已经相互设立了办事处，两国的国旗首次在对方首都的上空升起。周恩来就基辛格来华可能触及的敏感问题和毛泽东交换了意见，并统一了看法。
基辛格到北京的第三天即12日下午，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书房会见了基辛格。
这次会谈给毛泽东心里留下了不快，这个不快一部分刊登在6月25日外交部的《新情况》153期上：美苏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在毛泽东的心中，中国形势一片大好，在国际大家庭中，中国是站在援助者的立场上支援世界革命的，怎么能让美苏两个大国抢占了风头呢？
会谈时，基辛格说：“我已经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指苏联）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按毛泽东的理解，基辛格这番话的意思是，如果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而不是美国深感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这也使毛泽东感到不快。求助于人与被人求助，是不一样的。毛泽东要的是后者而不是前者。
而中国一旦同意求助美国，就意味着中国纳入美国核保护伞之下，那么已经在美国核保护伞之下的台湾也势必在内。因为当时两国建交的核心矛盾仍集中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在这次会谈中说：“我们是要同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的困难在于，不能立即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美国政府既想和中国建交，又不想丢掉台湾。美方的暧昧态度，使毛泽东感到不快。
11月14日凌晨，周恩来、叶剑英同基辛格举行了第4次正式会谈，商定了会谈公报的措辞。
结束会谈前，基辛格试探性地问道：如果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加以摧毁的行动，中国希望美国做些什么？
周恩来没有给予肯定的回答，极其慎重地说：“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因为周恩来在陪同基辛格与毛泽东会见时，深感毛泽东对基辛格暗示美国可以帮助中国对抗苏联的不快。
基辛格见在周恩来这里打不开缺口，就不再多说了。至此，会谈结束。14日，中美公报发表，基本确定了建交的日期。15日上午基辛格将离华回国。按理，基辛格此次访问基本尘埃落定，不会再有什么大的举动了。可是基辛格却想在台湾问题上最后努力一把，就在他离开中国前几个小时，突然提出要拜谒周恩来。得到消息，周恩来觉得事关重大，马上打电话到毛泽东的住处，电话那边告知：“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着的，现在说什么也不能叫醒主席。”
毛泽东误听谗言，“整周”风波骤起
睡眠对于晚年身患重病的毛泽东来说，是件十分痛苦的事情，每次睡觉时犹如面临大敌，要经过一番痛苦折磨，才能入睡。入睡后决不能被叫醒，否则连续几昼夜无法入眠。
周恩来反背双手，来回踱步，感到左右为难。此时，基辛格再次求见。周恩来沉思良久，权衡再三后，决定和叶剑英等人一起会见基辛格。
会见时，基辛格再次提出上述那个问题。周恩来则按照原定的会谈口径回答：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等以后再说，并强调一切需请示毛主席再作决定。
周恩来的上述回答在《基辛格秘录》一书中也得到了印证。书中的“会谈备忘录”一节写道：“周总理：而且因为这是一个十分具体和十分复杂的问题，在同你方协商之前，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基辛格的最后努力没有收到成效，只能带着遗憾也带着中国总理和元帅的“谢谢”外交辞令离开了中国。
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马上来到毛泽东住地，将会谈内容报告给已经起床的毛泽东。毛泽东静静听完汇报后，没有提出什么不妥，他收下了书面报告，和以往一样起身目送周恩来走出书房的大门。
可是第二天，周恩来就得到消息，外交部有人在毛泽东处说他对外谈话说错了话，接着江青一伙将问题进一步上纲上线，说周恩来擅自做主接待基辛格，这不符合外交原则，再说接待计划中也没有基辛格回拜周恩来这一项活动，而且他们还对基辛格说“谢谢”之类投降性的软骨头话。
毛泽东本来对基辛格的“求助”提议就不快，听到周恩来“私见”基辛格等谗言后，更加不快，于是大发雷霆：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么样，有人要借给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
经过外交部的两位女翻译和江青反复汇报，毛泽东点头“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
于是11月17日，基辛格离开中国的第三天，周恩来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召到毛泽东住处开会。会上，毛泽东对这次中美会谈提出批评意见。他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批判周恩来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在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后说了一声“谢谢”的“右倾软弱”。
当天晚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对于这次中美会谈的批评意见，并介绍了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自以为“整周”时机已到，攻击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姚文元也从旁帮腔。
周恩来忍无可忍，当场予以驳斥。
第二天，江青将对周恩来的火发泄在了对外友协关于邀请土耳其两位音乐家于12月上中旬来华作访问演出的报告上，此报告之前周恩来已经批复“同意”要外交部具体办理此事了。可是江青见该件后批道：“建议今后少接待或不接待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团体，其后果是严重的！”
江青此举是想给周恩来一个下马威——我不同意你的“同意”。19日，周恩来看见江青的批示后，他又批：“今后应尽可能地少接待，或有选择地接待，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但我事先可调查清楚，避免请来我无法接受或不了解其内情的文艺团体。”
江青见周恩来不服，还说“完全不接待不甚可能”，于是发动同伙一齐上阵。从19日开始，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继续指责对外友协的报告是宣扬“无标题音乐、无社会内容”，并在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发起“批判资产阶级无标题音乐泛滥”活动，攻击此邀请演出是“开门揖盗”，号召“与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斗争”。在江青等人干扰下，原定土两位音乐家访华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而周恩来也从18日之后，进入挨批写检查阶段。
周恩来向毛泽东书面报告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他再次忍辱负重违心检查自己在这次中美会谈中“做得不够”。“做得不够”不是江青等人想要的结果，他们继续在毛泽东跟前“谗言”。于是毛泽东进一步指示：由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批评周恩来、叶剑英的“右倾错误”。除了政治局委员（当时与会的在京委员有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李德生、李先念、韦国清、纪登奎、吴德、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倪志福等人）外，毛泽东还指定了其他参加的人员有：刚刚（当年3月）复出、还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邓小平；外交部部长姬鹏飞、副部长乔冠华和仲曦东，黄镇（时任驻美国联络处主任）；以及有关的翻译人员罗旭、章含之。
中央政治局会议很快也升格为有外交部、中联部等外事单位领导参加的扩大会议。会议地点跨出中南海，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
王洪文得到了主持批判周恩来会议的大权。毛泽东的联络员王海容和唐闻生负责在会上传达毛泽东的指示。
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四人帮”斗智斗勇
政治局扩大会议从11月21日开始，到12月初，持续开了十几天。会议就根据王海容和唐闻生传达的指示，对周恩来再次进行批评。第一次没有“过关”，第二次、第三次……也没有过关，当时到会的许多领导人都不知道周恩来作检查的内幕，但这次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政治压力很大。
在这种情况下，与会人员都不得不发言表态。于是大家按照毛泽东指示，违心地或非违心地，发言批评周恩来。
这十几天里，周恩来除遭受精神上的重创外，还要忍受病痛的折磨。因为此时他正患有膀胱癌。一到晚上，周恩来就将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见客，不开会，不化疗，一向注意仪表的他，第一次拒绝刮胡子。他一脸苦戚，一腔愤慨，日夜趴在桌子上，长书万言，写了撕，撕了又写，熬红了眼睛，熬酸了筋骨。因为老是低着头，他的眼肿了，接着脸肿了，坐多了腿也肿了，最后全身都肿了。但他全然不顾，还是不断写，不断撕。
邓颖超一开始也不知道周恩来在办公室里干什么，又不能进去说服他注意休息，着急地在门外来回踱步。身边工作人员知道一点内情，可这是中央内部的事情，他们也不能多嘴。可他们看见周恩来这样不顾惜身体，没日没夜地写东西，心里又是着急又是难过，更多的是痛惜！大家无奈着急又帮不上忙。
为此，卫士长张树迎哭了好几回，他恨自己文化不高，不能帮助总理代笔写一些东西。要说最着急的是负责治疗的医生们，自从总理把自己关起来写材料起，就拒绝进行化疗。
后来周恩来在大会堂作关于党内十一次路线斗争讲话时，身边的工作人员才明白总理为什么拒绝治疗，原来姚文元攻击他说，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
周恩来就开始写历来党内斗争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在为保护比生命还重要的政治生命奋笔疾书，也为保护安定团结的大局面不惜委屈自己。正在忍受心灵的煎熬的他，怎么有心情去治疗呢？
保健医生张佐良在周恩来去世20年时，出版了《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他在书中描写了这一段艰难时光：“这哪里是什么帮助总理啊？他们明明是整总理！他们是想要打倒总理啊！说话的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刚刚从大厅里端着托盘出来，将盘子往桌上一放，就边说边用衣袖擦眼泪，起先只是唏嘘声，一会儿抽泣起来了。”“我好容易把这个抽泣的给劝住了，又来了更厉害的丫头小赵。她眼泪扑簌簌地往下掉，也是一面哭一面气愤地说：这个老太婆成天不工作，看电影，游山逛景。总理一天到晚忙着为人民。张大夫，你还不知道呢，他们白天睡觉，晚上来开会整总理。他们开完会回去，一起喝红葡萄酒庆贺干杯呢！”
“周恩来挨批期间，却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会场去。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
江青此番批斗周恩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是想借此捞一把政治资本。她一边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要“迫不及待”地取代毛泽东，一边要求政治局会议增补她和姚文元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提出报毛泽东。
力荐邓小平回政治局，终是东风压倒西风
这时，毛泽东突然意识到江青一伙要“倒周”的真正用心。因为江青等提出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让他觉得有些不对头了。照实说，这就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政治阴谋——要把周恩来打入王明、张国焘、林彪等人的另册。这显然不是毛泽东的本意，他对周恩来的方针是：“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他既不能容忍周恩来持续批极左，也不容许江青一伙“倒周”。周恩来如果再不回到总理的岗位上来，全国就要乱了套，就像下乱阵脚的棋步，再不调整，将帅难保。
毛泽东得知江青和姚文元要当政治局常委的要求后，明确指出：“增补常委，不要！
看来这场“批周”风波已经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候了。12月9日，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外宾之后对周恩来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
对这出带有病态的闹剧，周恩来心里有数，但他不想追究更多，他第一个想到的是趁毛泽东有怜惜与悔悟之意，赶紧说出自己最为迫切的愿望，那就是让邓小平尽快回到政治局，借此改变政治局里“文革”派与老干部的比例，增强正义力量。
毛泽东没有当场表态，但他明显在给自己找台阶，好让这出闹剧尽快收场。
毛泽东也在当天找会议主持人王洪文谈话，指出：“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很明显，毛泽东明确告诉江青等人此事到此为止。
几天后，毛泽东终于下了决心，接受了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建议，同意邓小平回政治局，并任命他为军委委员。12月12日，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兼会客室召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先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接着说：“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林彪步调不一致，所以不能胜利。什么大舰队，小舰队。”他当众宣布：“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毛泽东吸了一口烟，继续说：“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请回来的。”
毛泽东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这次会议，算是对这次“批周”的小结。毛泽东给自己一个台阶下，也给周恩来一个精神安慰。
倒是江青一伙面面相觑，这个决定出乎他们意料，一时有些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应对。这个戏剧化的转折，却在周恩来意料之中，他凝神地微笑着。他用自己血肉之躯忍辱负重收获了一个重要果实：邓小平请回政治局。
随后，周恩来亲自草拟了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任职决定的通知：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各部委领导小组或党的核心小组：遵照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请予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特此通知
中共中央
1973年12月22日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指示销毁一切有关这件事情的材料。至今中央档案部门也没有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完整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