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藏线全长是1930公里，完成这个旅程，绝不意味着完成地理距离的起点到终点。实际上，它是一条民族风情线——沿途会经过苗族、白族、纳西族和藏族等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它更是一条宗教文化体验之旅——无论是香火旺盛的名寺，还是拙扑安静的老寺，带着我们去感受与认知藏传佛教的古老、神秘与多样。
惊艳松赞林寺
从香格里拉县城向北驶出不远，便是一片宽阔的草原。正在贪婪地享受这绿色之际，一座洁白而巍峨的寺院突然出现在草原尽头，群山之上。湛蓝的天空下，飘忽不定的白云间，矗立于群山之间的这座寺院更有几分圣洁庄重的味道，极高处的屋顶上有鎏金铜瓦熠熠发光——初次谋面的松赞林寺简直可以用“惊艳”来形容。之前对松赞林寺并无多少了解，直至知道它是云南藏区最大一座藏传佛教寺庙，有“小布达拉宫”之称，心下又有了“失敬”的不安。
松赞林寺布局独特。全寺占地500亩，形成一个椭圆形城垣。林仓、吉康两大主殿高高矗立中央，而主寺之下八大康参与“西苏”、“觉夏”簇拥拱卫，高矮错落，立体轮廓分明，更衬托了主体建筑的高大雄伟。低矮的僧舍、仓库等小型平顶土掌房与高大辉煌的大寺主体建筑既形成鲜明对照，又达到高度的和谐与统一，充分体现了藏式建筑特点。
如果不是讲解员的讲解，我们还不知道这座寺有非同寻常的历史：建于1679年的松赞林寺，是由康熙皇帝朱笔批准，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亲自占卜选址的一座寺院。据说五世达赖选址时，见此地前有圣母湖，背靠卡日山，东面清澈的奶子河横贯整个大中甸，西面与释卡雪峰遥遥相望，“林木深幽现清泉，天降金鹜嬉其间”，其地理位置天人合一，因而预言此地将来必定众僧云集，便决定在此建寺。
松赞林寺正式的称谓是“噶丹·松赞林”，这个名字也是五世达赖亲赐的。首冠“噶丹”，也显示了松赞林寺与格鲁教第一座寺院——噶丹寺一脉相承的关系。1409年，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在拉萨创立“祈愿大法会”后，在拉萨河南岸海拔3800米的旺波日山上，兴建了噶丹寺。“祈愿大法会”的创立和噶丹寺的兴建标志着格鲁派在藏传佛教中正式形成。寺院建成后，宗喀巴在此居住，著书立说，弘传格鲁派教法。1419年，宗喀巴在噶丹寺圆寂。噶丹寺因此位居格鲁派著名的六大寺院之首，清朝雍正皇帝曾给寺院赐名为“永泰寺”。“松赞林”意为天界三神游戏之地。而在东面的马岗建“拉吹”（山神台）象征色拉寺，西面建松匹林“拉吹”象征哲蚌寺，这样就形成与拉萨三大寺遥想呼应的局面，可见松赞林建寺之初，归属之心的迫切。实际上，松赞林寺与拉萨的联络贯穿于建寺始终。香格里拉地方志上说，当时西藏地方政府也派来官员与中甸头目一起负责建筑工程。松赞林寺建成后，拉萨三大寺选派一些高僧到中甸，管理寺庙，开班授课、宣讲格鲁派教义及教规。
建于群山之上的松赞林寺在外形上的确与布达拉宫有几分相似。宽敞的大殿可同时容纳近2000人打坐诵经，以显示佛法之宏大，其香火也十分旺盛，善男信女们络绎不绝。从主寺出来，沿山势而下，可以看见鳞次栉比的僧舍。松赞林寺自建起，就成为滇区一个重要的藏传佛教场所。到七世达赖时，松赞林寺僧人已增至1300人左右，因而又进行了扩建；约1750年，乾隆帝降旨，松赞林寺僧人额定1226名——清中央政府对藏传佛教的重视，也可见一斑。到了1800年左右，松赞林寺的僧人多达2000余人。从此，松赞林寺不但是云南省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还成为川滇一带的黄教中心，在整个藏区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很长时间以来，松赞林寺在当地人心中有至高无上的威望。讲解员说，当时民户男孩以送入寺内当喇嘛为荣，于是稍富裕的人家，家家有男儿当喇嘛。他们和土司头人家除了留一子传代外，其余均送入寺内。松赞林寺内历代珍品众多，有五世达赖、七世达赖时期的八尊包金释迦牟尼佛像、贝叶经、五彩金汁精绘唐卡、黄金及各种精美的鎏金或银质香炉、万年灯等。全寺收藏有《甘珠儿》10部（其中两部为金汁手书）、《丹珠儿》等200余部。
清幽东竹林
离开香格里拉，沿滇藏线向西北方向驶去，在距离德钦县城约80公里处，就是东竹林寺。滇藏公路从寺后横穿山腰而过。因为地处白茫雪山背风凹处金沙江河谷延伸部分，虽然海拔达3000米，但“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与松赞林寺相比，东竹林寺的规模并不大，游客或信徒也并不多，反倒让古寺增加了几许清幽的味道。
见来了客人，一位慈眉善目的僧人赶紧走出来，给我们介绍寺庙情况。与松赞林寺一样，东竹林寺也是格鲁派寺庙，所以一层大殿正中央供奉的，正是格鲁派始祖宗喀巴及其弟子达玛仁青和一世班禅克珠杰像（俗称师徒三人尊），两侧是释迦牟尼、观世音、文殊、度母、普贤等佛和菩萨像。一楼大殿还有一尊释迦牟尼的小泥塑佛像，僧人告诉我们，这是“文革”结束以后，东竹林寺恢复时，从拉萨请去的唯一佛像。
二层新塑的强巴佛高6.8米，头部直到第三层，脸形丰满，形象逼真。觉卧拉康（释迦牟尼佛殿）的佛像高约10.5米，铜质鎏金，佛冠及前胸缀满珍珠宝石，这是拉萨色拉寺所赠。走到一个金身像前，僧人特地停下来告诉我们，“文革”期间寺里一位老喇嘛把这尊金像背到山洞里藏起来，从而躲过一劫。不过金身像的一只耳朵却被老鼠咬掉了。
东竹林寺还珍藏着一幅长达8.5米、宽5.2米的大型唐卡，是用五彩丝线精织而成的护法神像。提到这个唐卡，带我们参观的僧人一脸庄重。他说，这上面有宗喀巴大师的鼻血，所以特别珍贵。每年只有1月1日早上才可以打开展出一次，供香客观瞻礼拜，平时皆不可以。据这位僧人说，曾经有一个活佛忍不住好奇之心，偷偷打开看了一眼，“后来走出寺院没多久就疯了”。 如果说松赞林寺的兴建是格鲁派胜利的象征，东竹林寺的兴建恰恰标志了噶举派的失败。东竹林寺始建于1667年，原名“冲冲措岗寺”，意为仙鹤湖畔之寺，建寺初期仅有僧侣16人，属藏传佛教噶举派。1674年，“冲冲措岗寺”也参加了噶举派举行的反对格鲁派的暴乱。暴乱被镇压后，1676年，五世达赖命令德钦的三座噶举派大寺改宗格鲁派，并亲自为这三座寺院定名。“冲冲措岗寺”于是与其他7个小寺院合并，被五世达赖定名为“噶丹·东竹林寺”，意为成就“二利”（利己利人）之寺。从此规模不断扩大，住寺僧侣至清末已发展到700多人，活佛10人，成为康区“十三林”大寺之一。
僧人带我们上了二楼，上面有很多个小房间。他说200多年前，东竹林寺有480名僧侣，而楼上就是辩经院。“辩经是对喇嘛水平考核的主要手段。”著名藏学研究专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尧先生说，“辩经时可以一对一，也可以一对多，进行过程中配有一些手势，有着不同的涵义。”因为语言问题，我们难以对僧人们的辩经有所体会。“我们汉人中有一位很了不起的人叫黄明信，他1938年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去拉卜楞寺出家，经过10年的学习去跟有起码学问的人辩经，考了拉然巴格西学位——这个是相当于大学学士学位的人，上面还有相当于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人，他是汉人中取得这个学位的第一人。”王尧介绍。维色寺
“除了僧侣与僧侣，寺庙之间也可以互相辩经。辩经方式主要分为两大种，对辩和立宗辩。对辩是两人先后辩论，一人提问一人回答不许反问，如此一段时间后再反向进行。立宗辩则是一人自立一说，而众人可对其提出异议，回复则只能有‘是’、‘否’和‘不定’三种答案。辩经也是藏传佛教最大的特点之一。我们的汉人不习惯这样用口头表达的方法来辩论，一般都采用书面的文本表达。”王尧教授说，“另外，格鲁派六大寺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学经制度和学位制度，这个也是汉传佛教所没有的。”一个格鲁派僧人获得最高等级甘丹赤巴，则首先要在三大寺（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学完显宗，考取拉然巴格西学位，然后在上下密院考取佐然巴，再后依次升为格郭和喇嘛翁则。3年后可升堪布，再3年后升任上、下密院的堪苏。上密院堪苏7年一届，双方轮流担任格鲁派教主甘丹赤巴的宝座。一个学经僧人，凭自己的刻苦努力，再加上一帆风顺的话，升到甘丹赤巴最少也要50年。登上甘丹赤巴的人，离世后便是活佛，具有转世资格，在藏传佛教徒中具有崇高威望。
遗憾的是，我们来得不是时候，没有赶上东竹林寺最著名的节日欢庆——每年藏历八月二十八、二十九日，是东竹林寺一年一度的人神同庆的节日“格归堆姆”节。到了这一天，人们从各个村寨不约而同地赶往寺院进行朝拜。格归堆姆庆典的法事活动以表演羌姆面具舞为主。“羌姆”在藏语里是跳或舞的意思，它是藏传佛教各派僧众在自己寺院范围内表演的，以表演为外在形式、以金刚乘修供为内在内容的宗教舞蹈，集诵经、音乐、舞蹈三位于一体，仪式隆重，场面壮观，气势宏大。东竹林寺“羌姆”最早是由寺主第五世扎唐活佛洛桑尼玛·丹巴坚参从西藏芒康格达寺请教引进，并确立年岁末的跳神制度，至今已有300年历史。
邂逅维色寺
芒康是西藏的东南大门，古时是“茶马古道”进藏的第一站，如今也是滇藏公路进藏的第一站——实际上川藏公路（国道318线）和滇藏公路（国道214线）也正是在芒康交汇的。
芒康县城并不大。最明显的是这里的藏族小伙子，肩宽步阔，头发里盘着红丝穗，古铜的肤色，他们就是有名的“康巴汉子”。他们那独特的气质常常吸引着中外游客的目光，成了游客们镜头捕捉的对象。
正因为地处滇、川、藏交汇之处，芒康虽然面积不大，但宗教文化是芒康藏民族文化中富有魅力的文化之一。资料上说芒康有53座寺庙遍布在雪山、草地、林海之间，藏传佛教四大教派以及天主教，各个教派囊括其中，不仅有元朝国师八思巴占卜向卦决定的噶举巴寺，甚至有迁化的天主教。不同教派寺院有其不同的宗教活动，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遗憾的是我们时间有限，无法一一探访，不过邂逅维色寺，多少也弥补了这个缺憾。
寺院门前是一个宽阔的大广场，广场上有僧人在聊天，几条野狗百无聊赖地趴在地上，任周围人走来走去，也毫无反应。迈进寺院大门，一股古朴之气扑面而来：它并没有像其他一些寺院被重新涂刷得光鲜十足，却保留老寺那深远庄重的气场，令人不得不收敛起原来的随意和漫不经心，以敬畏之心来重新打量它。
外面规模并不大，但宗教色彩浓厚。整个建筑结构犹如一个“回”字，四周是喇嘛起居所和副殿，正殿居于中央靠后的位置，正门和正殿之间是一大片空地。围绕在大殿转经的老人们淡定从容，手里摇着转经筒，嘴里念念有词，每次转过一圈就从墙基上一堆石子里拿出一粒摆在一边，计算他们转经的圈数……不管外面的世界多么喧闹，寺院一直安祥而宁静。
维色寺是芒康县黄教寺庙中较大的一座，是历史上的母寺，下辖20座子寺，分别在芒康县境内和左贡县境内，可以想见维色寺曾经的辉煌，也可以看出格鲁派影响之广。与其他寺庙相比，维色寺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它是昌都地区三大“呼图克图”之一、也是藏区十八“呼图克图”之一，活佛转世现已有十五世。
“呼图克图”是清朝授予蒙、藏地区喇嘛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呼图克”为蒙语音译，可合译为“有寿之人”，即长生不老之意。原是藏语“朱必古”的蒙语音译，意为“化身”。被册封为“呼图克图”的人，名册将载于理藩院档案中，其下一辈转世，须经清廷代表（钦差）主持金瓶掣签仪式而加以承认。
西藏地区的呼图克图活佛的地位低于达赖和班禅，但可出任摄政。由于清朝政府的扶持和赏赐，加之历史的原因，昌都四大呼图克图在各自所执掌的封地内，实行着典型的政教合一制度。他们既是各自封地内最高的宗教领袖，也是最高的行政长官，集政教首领于一身，在各自辖区内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一般认为，除达赖、班禅外，在藏区佛教影响地区，有8位影响巨大的呼图克图。
维色寺的历史，其实也折射了清朝与格鲁派及藏传佛教的一段关系史。
“无论从格鲁派、藏传佛教还是西藏发展历史来说，五世达赖都是值得一提的人物。”五世达赖阿旺洛桑嘉措1617年7月出生在山南附近一个贵族家庭。一年前，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去世，控制后藏地区的藏巴汗禁止寻找转世“灵童”，经过四世班禅多方斡旋，1622年，6岁的阿旺洛桑嘉措被认定为转世灵童，迎入哲蚌寺供养，并跟随四世班禅大师学习。
成年后的五世达赖有着敏锐的政治嗅觉和战略远见。正是他和四世班禅商议，派人赴青海密招蒙古和硕特部固始汗率兵进藏，灭掉支持噶举派的藏巴汗，格鲁派从此得到很大发展。此时，内地兵荒马乱，明王朝已日暮西山。而在东北，皇太极于1636年已在沈阳称帝，定国号“大清”。
为了巩固其已取得的统治地位，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和固始汗协商，决定和在东北盛京（沈阳）建立的清朝政府建立联系。1642年，以伊拉古克三和戴青绰尔济为首的通好人员，带着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和固始汗的信件，绕道蒙古到达盛京。皇太极立即率领亲王、贝勒、大臣等出城迎接。入城以后，皇太极又亲自到伊拉古克三等的住处看望。伊拉古克三等在盛京停留了八个月，受到盛情款待。
1643年，皇太极去世，顺治皇帝即位；翌年，清军入关。“清朝一向注重与蒙古、西藏的关系，而满、蒙已通过贵族联姻建立起‘满蒙联盟’，他们希望能通过一定的形式加强与西藏的关系。”王尧教授说。顺治也奉行自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他亲政后又再次派官员邀请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到京商讨国事，当时四世班禅已经70多岁，所以只有五世达赖一人代表。顺治皇帝特地在北京建西黄寺，以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
1652年正月，36岁的五世达赖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率随行人众3000人，自西藏起程，浩浩荡荡前往内地。1653年阴历正月十五日（顺治九年腊月十六日）到达北京。
“达赖喇嘛被请来以后还有一段很有趣的故事。当时达赖喇嘛带来了一个3000人、6000匹马——一匹马骑人，一匹马装东西——的代表团，怎么进北京、经过哪些路线？这个问题比较重要。西藏人最怕天花——西藏高原上没有这种病，来到内地就怕传染上这种病，所以他们要先适应一下。在进北京之前，他们就从陕西开始一直到内蒙古的凉城县这个地方，找一个水草茂盛的地方把大部队的马放在那儿养，然后达赖喇嘛带一个27人的小分队直奔京城。先到了现在的清河，就派人去城里报告消息，明天去朝拜。”
“当时顺治皇帝才16岁，他先召集王公大臣开了一个预备会，商讨第二天以什么身份和规模迎接达赖喇嘛。大臣们意见不一。满洲人和蒙古人就说，黄教的教主来了，我们都是信仰黄教的，你要出城迎接这个教主。汉大臣们则认为不可以——皇上你现在是中华的大皇帝，不仅仅代表满族了，所以不可以出门迎接，而是应该坐在金銮殿上等着他们来朝拜，不然有失身份。满洲人和蒙古人认为这样不行，太傲慢了，汉大臣强调你是一个皇帝，达赖即便是教主也是你统治下的一个老百姓，绝不能失了身份……吵得不可开交。后来顺治皇帝不让他们吵了，他自己拿了主意。”
第二天，顺治帝宣称出城打猎，而达赖喇嘛从西直门经复兴门到永定门，双方“不期然”相会于南苑猎场。达赖喇嘛下马握手，两人互相问候，共同携手进城。“这样顺治就可以对汉大臣说：我没有出去迎接，我是路上碰见的；对蒙古人、满洲人说我出去迎接了。”王尧教授笑着说。据《蒙藏佛教史》记载，顺治帝在南苑会见五世达赖时，赐坐、赐茶、赐宴，待以殊礼，当天由户部拨供养银9万两；进京后，清帝与后妃太子并诸亲王请受灌顶。
五世达赖留居北京期间一直住在安定门外西黄寺中。五世达赖在北京停留了两个月，因水土不服离开北京，顺治帝则赐以贵重厚礼。
当年5月，五世达赖到达代噶时，顺治帝派出以礼部尚书觉罗郎丘和理藩院侍郎席达礼为首的官员，携带满、蒙、藏、汉四体文字的金册、金印赶到代噶，正式册封五世达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
此后，五世达赖以内地带来之金银，在前后藏各地新建了13座黄教寺院，称为“黄教十三林”——我们之前探访的松赞林寺和东竹林寺正在此列。同时，又给全藏所有黄教寺庙规定了常年居住的僧数、制定了黄教大小寺院的严格制度，如寺庙内部的组织机构，僧官的任免制度，喇嘛的学经程序，寺内纪律仪式等等。
王尧教授介绍说，从雍正五年（1727），清中央政府派驻藏大臣到西藏，“正副大臣每次派两个，逐级管理，而且大臣一定是满洲人和蒙古人，不能是汉人。到清朝结束一共派过134个驻藏大臣。他们主要负责行政事务，不干涉宗教事务。西藏有任何事，达赖喇嘛都和大臣商量，外交事件由大臣来处理，总的来说，关系还比较融洽”。
“六世达赖仓央嘉措被废以后，实际上清朝中央政府选的七世达赖选格桑嘉措当时已经27岁了，不是灵童，但还是作为七世达赖被选中。他知道是清朝皇帝支持他当达赖喇嘛的，于是他把自己的佛堂修成朝东的方向，以示向大皇帝致敬。”王尧教授介绍说，七世达赖喇嘛的家族，“他的兄弟以及兄弟的后裔现在都还在拉萨”，一个贵族世家，“桑珠颇章”家族都是第七代达赖喇嘛家族的，第八代达赖喇嘛的家族是拉鲁家族，第九代达赖喇嘛的家族是西康，然后第十三代达赖喇嘛的家族又是拉鲁，现在的达赖喇嘛是十四世了，他的家族叫当拉，因为他成为达赖喇嘛，所以他的家族都当了大官，给了很多庄园，成了贵族。
遇见喇嘛岭寺完全是个意外。一路颠簸到达林芝所在的八一镇，安营扎寨休息，偶然看见宾馆里有周边景点的介绍，有一个叫“喇嘛岭寺”的地方，寺中体现藏民族特有的原始生殖崇拜，这里也是唯一不多的僧尼同寺的地方等等。被这些介绍激发了好奇心，于是决定明天去那里探访。 尼洋河下游一路风光旖旎，左岸的三级阶地上，三面环山，正对尼洋河口三角洲。远远地，左边山坡上树林中显露出一座寺院的金顶。这就是喇嘛岭寺。整个寺院形状呈四角形，为土木结构，外底层屋檐共有二十角，第二到第三层屋檐为八角，佛殿高20余米，内径10余米，上覆金顶，呈塔形，四面墙体分以白、蓝、红、绿四色涂之，飞檐画栋，金碧辉煌，融合了藏汉民族不同的建筑艺术风格。喇嘛岭寺的历史并不算长，我们在喇嘛岭寺，并没有看到尼姑和喇嘛在同一个经堂里诵经的场景——据说这在西藏现有的1000多座藏传佛教寺院里是极其少见的。
喇嘛岭寺是一个俗称，它正式的名字是桑多白日寺，“桑多白日”意为“铜色吉祥山”或“铜顶莲花圣寺”，而铜色山是莲花生大师所居净土之名。单从这个名字上，便可推断出喇嘛岭寺是宁玛派寺庙。喇嘛岭寺底层主古殿内即主供莲花生大师塑像，只见大师神态端庄稳重，栩栩如生，端坐于莲花宝座上。
“宁玛（rnying-ma），是‘古老’、‘古旧’的意思，这个教派标榜自己是莲花生大师在吐蕃时期建立的，以桑耶寺为标志的时期就已经存在，奉行的就是古老的教法，所以自称‘宁玛’派。”王尧教授告诉我们。
宁玛派的教主，藏语叫“洛本白玛迥乃”，就是通称的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出生于印度西北部的乌仗那（今巴基斯坦境内），因而又称“乌仗那大师”。长大后，莲花生在当时印度密教续部的中心萨护罗修学，作为瑜伽行派的密教学者，活跃于那烂陀等地。751年（唐天宝十年）前后受赞普赤松德赞之请入藏传播密法。他适时地引入部分西藏原有信仰与传统，加入印度佛教之中，是藏传佛教得以建立的大功臣之一。由于赤松德赞的崇拜和扶持，莲花生得以大力弘传密法，与另一位印度化验室大师寂护共同创建了西藏第一座佛教寺院桑耶寺。
“我们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这位大师确有其人，但是有很多关于他的神话是无法证实的。”王尧教授说。在佛教进入西藏前，西藏本地流传的是苯教。苯教教义中，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河有河神……“莲花生大师以他的智慧使藏区老百姓接受了佛教，其中最聪明的办法，就是把苯教里崇拜的神吸收到佛教里来，增加一个神的系列叫‘护法神’，这个护法神是没有定额的。把许多妖魔鬼怪都纳入到佛教里，让他们成为佛教的护法神，这样就避免了很多冲突。”王尧教授介绍。
在民间，莲花生成为最受崇拜的祖师，“几乎家家都挂有或塑有莲花生大师像，相信因此不受邪魔的侵扰，颇类似‘姜子牙在此’”。《藏传佛教民俗与信仰》一书中说：“祭祀山神等的仪轨文中，常常要提到莲花生的大名，提醒地方神灵不要忘了在莲花生大师座前所立誓言，莲花生的大名仍对世间神灵有着震慑作用。平时人们也会诵念有关莲花生大师的经文咒语……莲花生曾经震慑过雪域的鬼神，而雪域的人们坚信那些鬼神将永远匍匐在他的足下，因此时时要向他祈祷，以求得福泽和保佑。”“莲花生崇拜的广泛性给宁玛派带来了深厚的群众基础，这就使得宁玛派成为西藏佛教史上唯一一个没有在政治上掌权但又顽强地存活下来的派别。”
早期藏传佛教宁玛教派，寺院喇嘛包括活佛都允许有妻室，其创始人莲花生大师和两个妻子的塑像，至今供奉在拉萨大昭寺内。与其他教派比，宁玛派的主要特点就是以家传为主。最初本来是家庭传授，后来有一个叫素尔波切的人，决定成立一个教派。后来父传子、子传孙，传承下来逐渐成了宁玛派。宁玛派虽从8世纪开始已经传入西藏，但从翻译经典到传承教法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和限制。传教是通过师徒单传的，所以没有寺院、僧侣、组织和构成教派的系统教义。也许正是这种家传的特点，宁玛派组织相对松散，教徒分散各地，他们可以从事生产，也可以娶妻生子。农闲时则着红色或紫红色法衣，头发梳成咒师辫，口颂莲花生密号，念诵《莲花生遗教》等经典，从事宗教活动。
喇嘛岭寺还有一个吸引人的看点，那便是生殖图腾：在寺庙门前，只见一个硕大的男性生殖器和一个女性下身分别耸立在彩绘狮子左右两边，这些木材天然形成的图腾受到信徒的顶礼膜拜。原来藏传佛教宁玛派密宗在自身教义的基础上，以男女交媾为修行途径，吸收了苯教的部分教义，并将刻制的男性生殖器供奉在寺院，以达到避邪和镇伏妖魔的作用。
据说，像喇嘛岭寺这样的生殖图腾在藏区各地1700多座藏传佛教寺院中是绝无仅有的。原西藏社会科学院院长、藏学专家平措次仁和著名藏学家恰白·次旦平措认为，藏传佛教寺院供奉生殖器，与西藏原始教——苯教崇拜自然有很大关系，后来兴盛的藏传佛教宁玛派密宗吸收了苯教的有些教义，供奉铜、木制的男性生殖器，以达避邪、镇伏妖魔之作用。但男女生殖器同时供奉，唯有喇嘛岭寺。
到了拉萨，无疑到了西藏宗教气氛最浓厚之地。无论是市中心的布达拉宫、大昭寺、小昭寺，还是哲蚌、色拉和甘丹这格鲁派“三大寺”，都值得细细品味。而如以拉萨为轴心，再把足迹拓展，其东南方向的桑耶寺则无疑是最好选择。
桑耶寺自动工至竣工的确切时间，说法不一，目前一般认为桑耶寺建成于779年，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它是藏族文物古迹中历史最悠久的著名寺院，也是吐蕃时期最宏伟、最壮丽的建筑。桑耶寺的底层为藏式（西藏本地）结构，中层为汉式（中国内地）结构，顶层为印式（印度）风格，所以，又有人称桑耶寺为“三样寺”。桑耶寺的建筑规模宏大，布局奇特，初入寺中，游客也许会被鳞次栉比、殿塔林立的奇怪布局所迷惑，但如果了解这些单独建筑所蕴涵的意义和在整个寺庙布局中所起的作用，便会为这个在建筑史上被认为无与伦比的辉煌建筑群所倾倒、折服。而寺内珍藏和保存着自吐蕃王朝以来西藏各时期的历史、宗教、建筑、壁画、雕塑等多方面的遗产，也是藏族古老而独特的早期文化宝库之一。 桑耶寺的大殿正门的门楣上原挂有清代皇帝所题“格鲁伽兰”的匾额，可惜现已不存。尚能见到的是大殿二门上悬挂的“大千普佑”清代匾额，四周金龙框边，蓝地金字，图章和落款均被毁掉，不知系哪位皇帝的手笔。
从建寺的时间上，桑耶寺相比大、小昭寺，都至少要晚几十年，那么又何以被称为“西藏第一寺”呢？追溯起来，其背后又是一段相对漫长而复杂的历史。
佛教最初传入西藏的时间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毫无疑问，大规模、正式地传入，是在松赞干布建立吐蕃王朝时期。
当时松赞干布与尼泊尔的赤尊公主和唐朝的文成公主联姻，这两位公主各从家乡带了一尊佛像到吐蕃。为供奉她们带来的佛像，两公主分别建了佛寺，这便是大、小昭寺的来历。而拉萨的名称，即“佛地”之意。
松赞干布在平定内乱、征服诸羌、重新统一吐蕃后，一方面与周边诸国，如尼婆罗、唐王朝建立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又积极发展生产，制定严密的各项制度。公元7世纪上半叶，松赞干布派遣16名贵族子弟，携带许多黄金前往印度，学习梵文和天竺文字。
“因为不能适应印度的炎热天气，16个人中只有一个人学成归来，他叫吞弥·桑布扎。吞弥·桑布扎是西藏的翻译家、教育家和语言学家，现在西藏社科院院内还有他的塑像。虽然仍有一些质疑存在，但他通常被认为是藏文的创造者——藏文以前只有口头语言，没有文字记载，是他去印度学了佛教又创造了藏文，用梵文字母形状进行排列，结合藏语语音创造的。这是很科学的，一直传到现在，经历了1300多年。佛教就利用他创造的文字记录了佛教的思想、历史这些文化，这就使印度传的佛教和内地的传统佛教在西藏汇合。”王尧教授说。
“藏文就是按照印度的字母变来的，与梵文也比较接近，所以翻译佛经非常精确。通过佛经的翻译，西藏的社会文化非常快地发展起来；藏文的创造反过来又帮助佛教更广泛地传播。西藏从完全没有文字的社会，一两百年间发展了如此丰富灿烂的文化，跟佛教有很大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藏学专家沈卫荣说。
公元710年左右，松赞干布的后人、藏王赤德祖赞迎娶了唐朝的金城公主。金城公主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像，从所藏匿的大昭寺南镜门内寻找出来，建立谒佛之供，此朝佛习俗延续至今。
赤德祖赞死后，继位的赤松德赞尚年幼。握有实权、左右朝政的苯教大臣玛祥·仲巴杰等大贵族势力制造种种借口来反对佛教。他们施行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禁佛令”，规定只准臣民信奉苯教，并命令印度、尼泊尔、西域诸地外来僧返乡，汉地佛教僧侣也被遣返回朝。仲巴杰又命人把小昭寺的金释迦牟尼像送往汉地。他们先将佛像置于尼绳制作之网中，由300人拖至门口，但拖到卡扎洞，怎么也拉不动了，就把佛像埋于沙坑，后来又送到了芒域。大昭寺被改作屠宰作坊。他们“杀了牲畜，剥下血淋淋的皮子搭在佛像上，内脏等挂在偶像手上”。在反佛势力的沉重打击下，吐蕃佛教陷于黑暗中。
赤松德赞成年后，贵族的拥佛势力逐渐抬头。他本人也下决心加紧建立吐蕃王权与佛教的联盟，共同抵御来自吐蕃旧贵族与苯教结成的反佛势力，恢复王朝王权的有力统治。为此，他设计除掉了崇苯的大臣，并先后两次延请“外国专家”——从印度迎请了高僧寂护，从乌仗那国请来了密宗大师莲花生入藏传经，使佛教由此开始在雪域高原扎下根来。赤松德赞后来成为一代明君，在藏族历史上被称为“师君三尊”之一。
在赤松德赞制定的一系列“倡佛灭苯”措施中，建造桑耶寺是其主要内容之一。寺院于公元779年建成后，赤松德赞邀请印度、汉地、于阗等地僧人住寺讲经弘法；桑耶寺建成后，有了西藏历史上第一批僧人，他们来自贵族家庭，由寂护大师亲自剃度，在历史上被称为“七觉士”。
“叫作寺院的一定要有供奉的佛，一定要有出家人，一定要有出家人礼拜的秩序，就是戒律，这样的寺庙我们叫作‘三宝俱全’。”王尧教授介绍说。在此之前，西藏也有佛像供奉场所，但没有完整意义上的僧人，也没有正规的礼拜秩序，也缺乏正规的经典。“七觉士”的出家，标志着第一批藏族僧人的出现，桑耶寺于是成为藏区合乎佛教规范的第一座寺庙。
桑耶寺的建立，吐蕃“七觉士”的出家和吐蕃僧伽组织的出现，有力推动了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为使吐蕃佛教能够更深入、持久地得以发展，赤松德赞先后两次在整个吐蕃地区颁布兴佛盟誓诏书，以法律形式将弘扬佛教业已取得的一系列成果肯定下来，并由此制定了一系列发展佛教的制度和法规，为此后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而桑耶寺主殿正门的赤松德赞兴佛盟誓碑文至今仍存。
一寺三派白居寺
严格意义上讲，到了拉萨，就到了滇藏线的终点。但是，一路上被变化多端的自然风光和古老神秘的宗教文化牵引着，总有意犹未尽之感，所以行程向西加了一段，继续向日喀则进发。
日喀则最有名的寺庙当然是班禅的母寺扎什伦布寺，除此之外，另一个值得一去的地方则是江孜的白居寺。白居寺是汉语简称，藏语称为“班廓德庆”，意为“吉祥轮大乐寺”。白居寺始建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从建筑上讲，它是一座塔寺结合的典型藏传佛教寺院，其建筑充分代表了13世纪末至15世纪中叶后藏地区寺院建筑的典型样式，也是唯一一座寺塔都完整保存且具纪念碑性质的大型建筑群。
海拔3900米的白居寺，寺内有塔、塔中有寺、寺塔相傍浑然天成，相得益彰。寺内的措钦大殿是座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的明代建筑，殿高3层，底下是48根立柱的大经堂，立柱上挂满了年代久远的丝织唐卡佛像。经堂西北有一尊强巴佛的鎏金铜像，高8米，据说是用1400公斤黄铜铸成的。白居寺另一个特色是菩提塔，又名“十万佛塔”，这可是由近百间佛堂依次重叠建起的塔，人称“塔中有塔”。殿堂内绘有十余万佛像，另有千余尊泥、铜、金塑佛像，是西藏地区规模最大、制作最精美的佛塔之一。白居塔区别于藏区其他佛塔的造型，是因其在修建时，不但召请了西藏各地著名的金银匠、泥塑工匠和木匠，还专门从尼泊尔请来铜铁匠共同修建，因此吸纳了尼泊尔的佛塔精髓，形成了其在整个西藏地区独特的佛塔造型。 从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看，白居寺也有其独特的地位。白居寺建立初期属于萨迦教派，此后噶举派与格鲁派势力相继进入，各派之间也曾相互排斥，分庭抗礼，但最后，还是互相谅解并形成了目前萨迦、噶举、格鲁三派兼容并立、博采众长的局面。围绕白居寺大殿的经院（扎仓）在极盛时有17个之多，分别隶属于西藏佛教格鲁、噶举、萨迦三个教派，而格鲁派最多，有扎仓7个。三派主持协同白居寺总主持共同管理寺院，这在藏区也是十分罕见的。
实际上，萨迦派早期的兴盛与元朝政府密切相关。“中央政府支持西藏的某一派是有历史的，最早就从元朝蒙古人支持萨迦派开始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藏学专家沈卫荣说。
萨迦派是公元11世纪由西藏古老贵族昆氏家族所创立，以师徒相传和法王为世袭沿袭至今。“萨迦”在藏语里是“灰色的土地”之意，因该教派主寺修建在西藏萨迦地区，母寺称萨迦寺，则教派为萨迦派。萨迦派的寺庙、经堂和围墙上除涂有黑颜色以外，有的房檐到墙角还分别涂有白色和红色，所以后来人们便把此教称为“花教”。
萨迦派的创始人是昆巴波切，他是藏王赤松德赞的大臣。他于1073年创建萨迦寺，由寺院之名而被称为“萨迦巴”，在当时是革新派。它的发展与衰落与元朝中央政府的兴衰有密切关系。萨迦派第五祖八思巴是既代表萨迦派的教主，又代表西藏地方势力的显赫人物。1260年，继任蒙古汗位的忽必烈封八思巴为国师。1264年，忽必烈迁都大都，在中央政权内设置总制院，掌管全国佛教和藏族地区事务，又命八思巴以国师的身份兼管总制院事。“八思巴返回西藏后，依照西藏各个地方政教势力管辖范围的大小，将他们划分为千户和万户；在西藏设了13个万户侯，等于设了13个诸侯。从此萨迦派当权。”1270年，忽必烈又晋升八思巴为帝师，又称“帝师大宝法王”。八思巴去世后，元朝中央的帝师制没有改变，帝师职位一直由萨迦派高僧继任而延续，直到元朝的灭亡而终止。
萨迦的一方独大自然引起其他教派不满。“就在这时，噶举派也崛起，他们也派人到朝廷，争取朝廷的封赏，元朝也给他们以印章，金印、玉印都有。后来萨迦派的人逐渐腐败，噶举派人就起来取代了他。”王尧教授说。
“噶举派”意为佛语传承，因为这一派着重密法修习，是通过师徒口耳相传继承下来的。噶举派的创始人玛尔巴、米拉日巴、达布拉杰以及信奉此教的僧人曾头戴白帽身穿白僧裙，所以噶举派也被俗称为“白教”。
“明朝的国力，尤其是军事方面，不如元朝那样强大，所以他们没有像元朝那样派兵攻打西藏，以及经常在藏驻扎军队。”为了维系与藏区的关系，明朝政府采取的是封王的策略——一共封了八个王，其中三个是宗教上的，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分别代表噶举派、萨迦派和格鲁派。其中大宝法王，系三大法王之首，封授最早，礼遇最隆重，地位最高。大宝法王原本是元朝给萨迦八思巴的封号，但此时噶玛噶举派势力超过了萨迦派，明朝将此号封给楚布寺噶玛巴活佛，使之成为当时西藏佛教的教主。
除了宗教外，明朝还在地方上封了五个王。“明朝政府采取的这种政策，叫‘众封多建’。封的八个王，各教派的人都有。明朝期望通过广泛地给予藏区宗教领袖以各种封号，维持其已有的权势与地位，在中央王朝的统辖下，分别管理所属地区内的事务。它的目的在于分散各教派的权力，使他们相互牵制，以利于明朝中央对藏族地区的监督和控制。”王尧教授说，
“整个明朝没在西藏用过兵，所以藏区宗教领袖都倾向朝廷，到朝廷的人络绎不绝。到朝廷来，与朝廷合作，得到朝廷的赏赐，朝廷给他一个封事，然后他在地方上就有领导权，这就是噶举派成功的经验。”
噶举派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第五辈噶玛巴得银协巴。1406年，明永乐皇帝把他请到南京。之前元朝皇帝给了一个黑帽子，永乐皇帝又继续给这帽子加金边，金边黑帽，所以叫作黑帽派。第五辈噶玛巴到南京以后被封为“如来大宝法王”，他还曾为皇帝做佛事。《大宝法王建普度斋长卷》即记录了这件事。在南京，噶玛巴为太祖皇帝和马皇后一共做了三个月的道场——永乐皇帝朱棣宣称他是马皇后所生，而后来的历史学家皆否认这一点。
曾经盛极一时的噶举派后来分出了很多支派，影响很大，但都是各自为政，没有一个统一的领袖。噶举派有些支派已经在历史上逐渐衰绝，到现在仍然有影响的，应该算噶玛噶举派。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的一点是，现在藏区通行的活佛转世制度就是从噶举派开始的。“噶举派从13世纪开始，采用这一制度，后来几大教派都学习这个制度。到格鲁派的时候就更加欢迎转世制度，因为格鲁派教义严格，僧人禁止结婚，活佛没有儿子，所以转世灵童的制度这么形成，反倒变成了格鲁派的专利，但是现在其他教派也在用。”王尧说。如此说来，这也是噶举派对藏传佛教的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