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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布拉洛身体结实，身高超过六英尺，淡褐色的眼睛，身材匀称。每天早上，他穿西装打领带，到洛杉矶商业区的保险办公室上班，性格外向，讨人喜爱。他的衣服是布克兄弟[42] 风格，浅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整齐利落——他父亲准会对此十分高兴，父亲是意大利裔，曾在芝加哥赫斯特大楼开一家只有六张椅子的小理发店。
布拉洛曾投票给肯尼迪，也哀悼了他的遇刺，他也知道肯尼迪的影响让父子间的距离更远了，这种气氛下，“代沟”将会应运而生；约翰·布拉洛自己也对1964年伯克利的校园运动有所不满，因为有个学生写的头条是：“你不能相信30岁以上的人”。布拉洛33岁，觉得比起那些自以为是、打着正义旗号的暴乱分子，自己同样值得信任且满怀理想。
1956年在纽约大学拿到教育管理的硕士学位之后，布拉洛压下了去医学院进修的冲动，选择在洛杉矶的好莱坞男生俱乐部1里做青少年工作。1960年，他和朱迪斯·帕尔默结了婚，她是个金发美人，正在受培训，要去贝弗利山庄诊所做护士。婚后布拉洛便转到保险行业，找了个薪水较高的职位，他觉得这与社会工作和社区支持相关，广义说，和国民福利也有关系。
没有大型保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和风险，布拉洛认为美国就不能取得过去一个世纪的经济奇迹，在纽约人寿洛杉矶办公室当推销员时，他就满怀自豪地读了公司历史。从[43] 845年起，公司就分担着美国人冒险过程中的悲伤和荣耀。纽约人寿给第二次工业革命注入了资金，给那些乘着四轮马车来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的人上了人寿保险，还买了几百万美元的政府债券，以支持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军事行动。
虽然约翰·F.肯尼迪没有投保，但之前已有九位总统是该公司的客户，包括罗斯福和两位遭到暗杀的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利。此外还有一些冒险的个人主义者，比如哈利·胡迪尼、宇航员维吉尔·格里森、查尔斯·爱迪生和沃尔特·克莱斯勒；还有乔治·卡斯特将军，1876年他在小比格霍恩河的最后一战就由纽约人寿赔付了5000美元。[44]
布拉洛加入时，公司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五家保险公司之一，在全国有360处办公室，接近1万名正式员工，还有同样数目的独立保险推销员。尽管只是如此庞大群体的一分子，布拉洛还是对公司有个人感情，他天生就喜欢团体，把公司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很快，他得到了提升。1962年，他达成了公司的最高销售标准，成了副经理。1964年，他被任命为区域经理，工资涨了一大截，买下了洛杉矶圣费尔南多谷一带伍德兰希尔斯市郊的宽敞房子。他是当地扶轮社和青年商会[45] 的成员，为联合劝募筹集资金，还是老东家好莱坞男生俱乐部的顾问，同时也是谷地橡树宗教科学派组织的董事会成员，抛弃了意大利裔父亲不够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和犹太裔母亲的犹太教传统。
少年时，布拉洛住在芝加哥的下层中产阶级社区，反犹主义盛行，他从不敢向同学提起母亲有俄国犹太人血统。他害怕被社会排斥，希望融入主流基督教人群，便加入了社区里隶属于圣公会的青年俱乐部。但母亲越来越厌倦芝加哥寒冷的冬天，在她的坚持下，1951年他们全家搬到了洛杉矶，布拉洛也更能接受自己了。
在南加州日渐蔓延的开放气氛中，他变得不那么拘束、执着于种族观念了。这里没有那种狭隘的社区，那种由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或德国人独霸一方，派系斗争激烈，只有在敌对犹太人和黑人上才团结一致的社区。洛杉矶是个相对年轻、无根的城市，与旧世界的纽带和传统没什么联系；来这里定居的不是欧洲移民，而是其他城市的美国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国籍很有安全感，不需要在种族联盟里寻求庇护和力量。他们十分依赖汽车，流动性相当高，不像大多数芝加哥人和纽约人那样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在洛杉矶温暖惬意的气候下，即使贫民窟那棕榈树荫下一排排的白色棚屋，看起来也比芝加哥冬天阴暗湿冷的公寓舒适许多。
向西迁徙的几千人让加利福尼亚成了美国发展最快的州，布拉洛也像这些迁徙者一样，把这次搬家看成是自己和家人重新焕发青春、得到自由的机会。他父亲一开始不愿离开芝加哥生意兴隆的理发店，后来却很快就在米高梅电影公司找到了新工作，给克拉克·盖博、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马里奥·兰扎理发。母亲时隔18年又生了小孩，高高兴兴地忙着在加州照料小女儿，不怎么管儿子的私人事务。1955年，她劝儿子不要离开洛杉矶去纽约大学；后来儿子和一直约会的年轻犹太女子分手，她也觉得失望；不过后来布拉洛与朱迪斯·帕尔默交往，她倒没有反对，1958年还去参加了他们由公理会牧师主持的婚礼。
与朱迪斯·帕尔默的婚姻，极大地满足了布拉洛融入主流社会的追求。她能接受他，对布拉洛来说，几乎等于加入了大多数人所属的时髦俱乐部，不用再感到自己是少数民族、不完整的美国人。她父亲是洛杉矶一家航空公司的高级经理，在给加州投资了几十亿的军工行业有不少人脉，布拉洛感到，在自己向往的商业精英世界里，他会是个有力的联盟者。
从第一眼见到朱迪斯起，布拉洛就喜欢上了她健康漂亮的外貌，红润的肤色和脸颊，让他想起女演员金·诺瓦克的金色短发。参加派对时，朱迪斯比他认识的所有女人都能喝酒，布拉洛觉得这是因为她成长环境自由，加上她崇拜的父亲那享乐作风的影响。她虽然喝酒，却并不在公众场合失态，布拉洛也没有多余的担忧，而且知道这对他们的性生活有相当的刺激作用。参加完派对、喝了许多酒以后，她在床上变得特别敏感、无所顾忌，会用不同寻常的技巧和热情与他缠绵。
不然她对性爱就很被动，60年代里，这种被动的时候越来越多。好像50年代里他们结婚前那种不合法的激情随着合法的婚姻消退了，需要额外的刺激才能恢复。而且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头一个是儿子，然后是个女儿。朱迪斯晚上总是很累，布拉洛有时也宁愿这样，因为纽约人寿的工作越来越多，家人睡着以后，他便在家里熬夜工作。
他很喜欢伍德兰希尔斯的房子，这是他蜗居公寓很长时间之后拥有的第一幢房子。这是座米色的牧场式平房，厚实的木板瓦屋顶，门前种着松树、悬铃木和一株胡椒树。马蹄金的草坪上一条弧形的车道穿过，车库里有两辆车，一辆是布拉洛的新款奥兹莫比尔，一辆是旧些的雷鸟，是朱迪斯父亲送她的礼物。房子的内饰是西班牙风格，有砖砌的壁炉和做吧台用的椭圆餐桌，上面放着许多加利福尼亚产的红酒。
到了周末，夫妻俩有时会出门，与布拉洛的同事和妻子一起吃晚餐，吃过饭、喝过一杯餐后酒之后，就各自回家。一天晚上，来了个约翰·伯奇协会[46] 的人，给他们放了一部支持保守党的政治影片，急切想要得到布拉洛的帮助，成立伍德兰希尔斯的伯奇分会。
肯尼迪去世之后，布拉洛的政治观点更偏保守，但离伯奇协会的激进主义还很远；虽然他和朋友们对最近洛杉矶沃茨街区的种族动乱十分惊讶，对校园里没完没了的骚乱也很反感，但他知道，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迷上了现在年轻人表达自我的方式。他们为少数群体和非主流观点辩护的开放态度及坚定信念让他印象深刻，他们享受性自由的那份悠闲自在，布拉洛只能艳羡。
周日早上，作为惯例，布拉洛告诉朱迪斯要和骑行俱乐部的人一起骑车去乡间。有时布拉洛会独自骑上15英里到威尼斯海滩。这儿有很多学生、嬉皮士、画家和退学的人，他们或聚在咖啡馆，或沿着岸边休息，晒着太阳，讲讲话，读读平装书——都是布拉洛听也没听过的先锋小说。他沿着棕榈树成行的小路，慢慢骑着10速自行车，穿着纽约大学的运动衫和白得过分的跑鞋。他看到五颜六色的飞盘在空中慢慢地旋转，长发的情侣在沙滩上散步，有时他经过海边公寓敞开的窗户，瞥见年轻的人们轻松自如、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布拉洛时常在空气中闻到大麻的香味，听到咖啡馆里传来的吉他和民谣音乐，飘飘然地嘲笑着他物质至上的世界。这时他想要从自行车上下来，礼貌地坐在桌边，接近这些宁静的陌生人，同他们讲道理，说自己也是他们的一员，也对社会体系充满怀疑，尽管看上去成功，却没有得到个人满足。但他还是继续骑着车，没有屈服于他们的嘲弄，他把周日骑车去威尼斯海滩当成是自怜自哀的运动，是在试图解决自己也说不清的问题。他只知道，自己年过而立，感到衰老，十分孤独。
但到了周一早上，周日就像没存在过一样，布拉洛重新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热情满满地开上新车去办公室——或者像1965年9月的这个早晨一样，坐飞机去棕榈泉参加保险大会，一半也是为了监督会议顺利进行。受邀的人有几十个新进公司的加州推销员，他们会在沙漠中的现代化酒店里住三天两夜，听高级经理的演讲，参加讨论会，了解公司的未来目标。受邀的推销员加入纽约人寿的时间不长，却已经用业绩证明了自己能卖出保险，这可是稀少的特殊能力，因为推销员要卖的是在人们潜意识里与死亡和灾难相联系的产品，人们对它天生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推销员一开始必然会遭到拒绝。
因此，布拉洛认为，女性卖保险比男性更难；女性倾向于避免被人当面拒绝，而男性在性追求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被拒绝，虽然这令人不快，但他们认为这是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大会第一天布拉洛就注意到，70个新推销员里只有4个女人；可其中一个女人的销售额比几乎所有男人都高，布拉洛已经听说了她的大名，会议的第一天晚上，又在鸡尾酒廊遇到了她。
他与另外三个经理坐在拥挤的房间里，这时她独自走了进来，一个认识的人邀请她加入他们，她便坐了下来。她的名字是芭芭拉·克拉默。一个娇小、戴眼镜的女人，二十几岁，短短的金发，合体的黑色套装裹着好身材；她长相素净，可有点儿男孩子气，让人着迷。她挨着布拉洛坐下，推开了人家递来的烟，点了杯酒，男人们继续交谈的时候，她安静而专注地听着。他们在说基奥计划——国会刚刚通过的为自由职业者而设的养老金项目，她没有唐突加入谈话，却仍旧表现出自己和他们一样明白这计划的复杂性。
事务讨论持续了一小时，大家又点了两轮酒，男人们站起来互道晚安，桌边只剩下了布拉洛和芭芭拉·克拉默。她没起身，抱怨说有点头痛，于是布拉洛说给她找片阿司匹林。酒吧人很多，布拉洛穿过大厅，走向不远处位于二楼的自己的房间。打开药箱时，他听到身后的房门锁上了。一转身，原来芭芭拉·克拉默跟着他上了楼。她站在床边，微笑着。
“我想好了，”她说，“我要的不止阿司匹林，我还要好好睡一觉。”
他知道自己没听错，就算这样他仍被她的直截了当所震惊。他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是，她进屋时有没有被下属看见。地区副总裁就在隔壁，经理们也都住这条走廊；没容他说话，她就脱掉了外套和鞋子，开始解衬衫纽扣。
“那，”她开口了，他在沉默中一直盯着她看，“你要和我一起吗？”
布拉洛又兴奋，又迷糊，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她询问似地看着他，手指停在衬衫纽扣上。
“我猜，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布拉洛终于开口说道。他把阿司匹林放在写字台上，向着衣柜走去。他脱掉鞋子，解开领带，眼睛却紧盯着继续脱衣服的她。她把衬衫小心地挂在椅子靠背上，首饰和眼镜搁在桌上，褪下了裙子。布拉洛解开她的胸罩，看到了她硕大的乳房、紧实的大腿和臀部，她向着床边转过身去，完全赤裸。她爬到被单底下，等他脱下裤子和内裤。他完全勃起了，难为情地走过房间，意识到她现在正看着自己。
他上床时，她什么也没说，但很快他就感到她的手摸过自己的胸口和肚子，向下摸。他面朝天躺着，任她抚摸，然后压在他身上。她是进攻者，控制着每个动作，他也享受着被她控制的感觉。比起他的妻子和其他女人，她是那么的不同——她不要甜言蜜语的抚慰，也不想拥抱、吻他或被他吻。她好像纯粹只在肉体方面需要他，不受任何感情干扰，没多久，她跨坐在他身上，把他插进体内；她上下运动了一会儿，闭着眼睛，直到握住他臀部的手抓得更紧，然后她舒缓地叹口气，停了下来。
“这就好多了。”她说。
“比阿司匹林还好。”他补充道，看到她笑了一下。然后她翻了个身，表明自己准备好了让他也满足，他便挪到她上面，很快高潮了。
他们上床还不到十分钟。又躺了一会儿，她起身戴上眼镜，开始穿衣服。布拉洛发现，她的身体肉感、成熟，与小小的、男孩子气的脸庞和乱蓬蓬的发型很不相称。性这方面她像个男人——布拉洛头一次遇到“打一枪就跑”的女人。
“明天晚上，”她说，背对着他穿好了衣服，照着镜子，“你可以来我房间。”
她向着他转过身来，他在床上点了点头。她走到门边，慢慢打开门，看准了没有人在走廊上；然后，冲他挥了挥手，就走了，轻轻地关上了门。
约翰·布拉洛身体结实，身高超过六英尺，淡褐色的眼睛，身材匀称。每天早上，他穿西装打领带，到洛杉矶商业区的保险办公室上班，性格外向，讨人喜爱。他的衣服是布克兄弟[42] 风格，浅棕色头发剪得短短的，整齐利落——他父亲准会对此十分高兴，父亲是意大利裔，曾在芝加哥赫斯特大楼开一家只有六张椅子的小理发店。
布拉洛曾投票给肯尼迪，也哀悼了他的遇刺，他也知道肯尼迪的影响让父子间的距离更远了，这种气氛下，“代沟”将会应运而生；约翰·布拉洛自己也对1964年伯克利的校园运动有所不满，因为有个学生写的头条是：“你不能相信30岁以上的人”。布拉洛33岁，觉得比起那些自以为是、打着正义旗号的暴乱分子，自己同样值得信任且满怀理想。
1956年在纽约大学拿到教育管理的硕士学位之后，布拉洛压下了去医学院进修的冲动，选择在洛杉矶的好莱坞男生俱乐部1里做青少年工作。1960年，他和朱迪斯·帕尔默结了婚，她是个金发美人，正在受培训，要去贝弗利山庄诊所做护士。婚后布拉洛便转到保险行业，找了个薪水较高的职位，他觉得这与社会工作和社区支持相关，广义说，和国民福利也有关系。
没有大型保险公司承担社会责任和风险，布拉洛认为美国就不能取得过去一个世纪的经济奇迹，在纽约人寿洛杉矶办公室当推销员时，他就满怀自豪地读了公司历史。从[43] 845年起，公司就分担着美国人冒险过程中的悲伤和荣耀。纽约人寿给第二次工业革命注入了资金，给那些乘着四轮马车来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的人上了人寿保险，还买了几百万美元的政府债券，以支持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军事行动。
虽然约翰·F.肯尼迪没有投保，但之前已有九位总统是该公司的客户，包括罗斯福和两位遭到暗杀的总统加菲尔德和麦金利。此外还有一些冒险的个人主义者，比如哈利·胡迪尼、宇航员维吉尔·格里森、查尔斯·爱迪生和沃尔特·克莱斯勒；还有乔治·卡斯特将军，1876年他在小比格霍恩河的最后一战就由纽约人寿赔付了5000美元。[44]
布拉洛加入时，公司已经成了美国最大的五家保险公司之一，在全国有360处办公室，接近1万名正式员工，还有同样数目的独立保险推销员。尽管只是如此庞大群体的一分子，布拉洛还是对公司有个人感情，他天生就喜欢团体，把公司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很快，他得到了提升。1962年，他达成了公司的最高销售标准，成了副经理。1964年，他被任命为区域经理，工资涨了一大截，买下了洛杉矶圣费尔南多谷一带伍德兰希尔斯市郊的宽敞房子。他是当地扶轮社和青年商会[45] 的成员，为联合劝募筹集资金，还是老东家好莱坞男生俱乐部的顾问，同时也是谷地橡树宗教科学派组织的董事会成员，抛弃了意大利裔父亲不够虔诚的天主教信仰和犹太裔母亲的犹太教传统。
少年时，布拉洛住在芝加哥的下层中产阶级社区，反犹主义盛行，他从不敢向同学提起母亲有俄国犹太人血统。他害怕被社会排斥，希望融入主流基督教人群，便加入了社区里隶属于圣公会的青年俱乐部。但母亲越来越厌倦芝加哥寒冷的冬天，在她的坚持下，1951年他们全家搬到了洛杉矶，布拉洛也更能接受自己了。
在南加州日渐蔓延的开放气氛中，他变得不那么拘束、执着于种族观念了。这里没有那种狭隘的社区，那种由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斯洛伐克人或德国人独霸一方，派系斗争激烈，只有在敌对犹太人和黑人上才团结一致的社区。洛杉矶是个相对年轻、无根的城市，与旧世界的纽带和传统没什么联系；来这里定居的不是欧洲移民，而是其他城市的美国人——他们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对自己的国籍很有安全感，不需要在种族联盟里寻求庇护和力量。他们十分依赖汽车，流动性相当高，不像大多数芝加哥人和纽约人那样画地为牢、故步自封。在洛杉矶温暖惬意的气候下，即使贫民窟那棕榈树荫下一排排的白色棚屋，看起来也比芝加哥冬天阴暗湿冷的公寓舒适许多。
向西迁徙的几千人让加利福尼亚成了美国发展最快的州，布拉洛也像这些迁徙者一样，把这次搬家看成是自己和家人重新焕发青春、得到自由的机会。他父亲一开始不愿离开芝加哥生意兴隆的理发店，后来却很快就在米高梅电影公司找到了新工作，给克拉克·盖博、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马里奥·兰扎理发。母亲时隔18年又生了小孩，高高兴兴地忙着在加州照料小女儿，不怎么管儿子的私人事务。1955年，她劝儿子不要离开洛杉矶去纽约大学；后来儿子和一直约会的年轻犹太女子分手，她也觉得失望；不过后来布拉洛与朱迪斯·帕尔默交往，她倒没有反对，1958年还去参加了他们由公理会牧师主持的婚礼。
与朱迪斯·帕尔默的婚姻，极大地满足了布拉洛融入主流社会的追求。她能接受他，对布拉洛来说，几乎等于加入了大多数人所属的时髦俱乐部，不用再感到自己是少数民族、不完整的美国人。她父亲是洛杉矶一家航空公司的高级经理，在给加州投资了几十亿的军工行业有不少人脉，布拉洛感到，在自己向往的商业精英世界里，他会是个有力的联盟者。
从第一眼见到朱迪斯起，布拉洛就喜欢上了她健康漂亮的外貌，红润的肤色和脸颊，让他想起女演员金·诺瓦克的金色短发。参加派对时，朱迪斯比他认识的所有女人都能喝酒，布拉洛觉得这是因为她成长环境自由，加上她崇拜的父亲那享乐作风的影响。她虽然喝酒，却并不在公众场合失态，布拉洛也没有多余的担忧，而且知道这对他们的性生活有相当的刺激作用。参加完派对、喝了许多酒以后，她在床上变得特别敏感、无所顾忌，会用不同寻常的技巧和热情与他缠绵。
不然她对性爱就很被动，60年代里，这种被动的时候越来越多。好像50年代里他们结婚前那种不合法的激情随着合法的婚姻消退了，需要额外的刺激才能恢复。而且后来他们有了孩子，头一个是儿子，然后是个女儿。朱迪斯晚上总是很累，布拉洛有时也宁愿这样，因为纽约人寿的工作越来越多，家人睡着以后，他便在家里熬夜工作。
他很喜欢伍德兰希尔斯的房子，这是他蜗居公寓很长时间之后拥有的第一幢房子。这是座米色的牧场式平房，厚实的木板瓦屋顶，门前种着松树、悬铃木和一株胡椒树。马蹄金的草坪上一条弧形的车道穿过，车库里有两辆车，一辆是布拉洛的新款奥兹莫比尔，一辆是旧些的雷鸟，是朱迪斯父亲送她的礼物。房子的内饰是西班牙风格，有砖砌的壁炉和做吧台用的椭圆餐桌，上面放着许多加利福尼亚产的红酒。
到了周末，夫妻俩有时会出门，与布拉洛的同事和妻子一起吃晚餐，吃过饭、喝过一杯餐后酒之后，就各自回家。一天晚上，来了个约翰·伯奇协会[46] 的人，给他们放了一部支持保守党的政治影片，急切想要得到布拉洛的帮助，成立伍德兰希尔斯的伯奇分会。
肯尼迪去世之后，布拉洛的政治观点更偏保守，但离伯奇协会的激进主义还很远；虽然他和朋友们对最近洛杉矶沃茨街区的种族动乱十分惊讶，对校园里没完没了的骚乱也很反感，但他知道，自己已经不由自主地迷上了现在年轻人表达自我的方式。他们为少数群体和非主流观点辩护的开放态度及坚定信念让他印象深刻，他们享受性自由的那份悠闲自在，布拉洛只能艳羡。
周日早上，作为惯例，布拉洛告诉朱迪斯要和骑行俱乐部的人一起骑车去乡间。有时布拉洛会独自骑上15英里到威尼斯海滩。这儿有很多学生、嬉皮士、画家和退学的人，他们或聚在咖啡馆，或沿着岸边休息，晒着太阳，讲讲话，读读平装书——都是布拉洛听也没听过的先锋小说。他沿着棕榈树成行的小路，慢慢骑着10速自行车，穿着纽约大学的运动衫和白得过分的跑鞋。他看到五颜六色的飞盘在空中慢慢地旋转，长发的情侣在沙滩上散步，有时他经过海边公寓敞开的窗户，瞥见年轻的人们轻松自如、一丝不挂地走来走去。布拉洛时常在空气中闻到大麻的香味，听到咖啡馆里传来的吉他和民谣音乐，飘飘然地嘲笑着他物质至上的世界。这时他想要从自行车上下来，礼貌地坐在桌边，接近这些宁静的陌生人，同他们讲道理，说自己也是他们的一员，也对社会体系充满怀疑，尽管看上去成功，却没有得到个人满足。但他还是继续骑着车，没有屈服于他们的嘲弄，他把周日骑车去威尼斯海滩当成是自怜自哀的运动，是在试图解决自己也说不清的问题。他只知道，自己年过而立，感到衰老，十分孤独。
但到了周一早上，周日就像没存在过一样，布拉洛重新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热情满满地开上新车去办公室——或者像1965年9月的这个早晨一样，坐飞机去棕榈泉参加保险大会，一半也是为了监督会议顺利进行。受邀的人有几十个新进公司的加州推销员，他们会在沙漠中的现代化酒店里住三天两夜，听高级经理的演讲，参加讨论会，了解公司的未来目标。受邀的推销员加入纽约人寿的时间不长，却已经用业绩证明了自己能卖出保险，这可是稀少的特殊能力，因为推销员要卖的是在人们潜意识里与死亡和灾难相联系的产品，人们对它天生就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推销员一开始必然会遭到拒绝。
因此，布拉洛认为，女性卖保险比男性更难；女性倾向于避免被人当面拒绝，而男性在性追求的过程中已经习惯了被拒绝，虽然这令人不快，但他们认为这是生命中自然的一部分。大会第一天布拉洛就注意到，70个新推销员里只有4个女人；可其中一个女人的销售额比几乎所有男人都高，布拉洛已经听说了她的大名，会议的第一天晚上，又在鸡尾酒廊遇到了她。
他与另外三个经理坐在拥挤的房间里，这时她独自走了进来，一个认识的人邀请她加入他们，她便坐了下来。她的名字是芭芭拉·克拉默。一个娇小、戴眼镜的女人，二十几岁，短短的金发，合体的黑色套装裹着好身材；她长相素净，可有点儿男孩子气，让人着迷。她挨着布拉洛坐下，推开了人家递来的烟，点了杯酒，男人们继续交谈的时候，她安静而专注地听着。他们在说基奥计划——国会刚刚通过的为自由职业者而设的养老金项目，她没有唐突加入谈话，却仍旧表现出自己和他们一样明白这计划的复杂性。
事务讨论持续了一小时，大家又点了两轮酒，男人们站起来互道晚安，桌边只剩下了布拉洛和芭芭拉·克拉默。她没起身，抱怨说有点头痛，于是布拉洛说给她找片阿司匹林。酒吧人很多，布拉洛穿过大厅，走向不远处位于二楼的自己的房间。打开药箱时，他听到身后的房门锁上了。一转身，原来芭芭拉·克拉默跟着他上了楼。她站在床边，微笑着。
“我想好了，”她说，“我要的不止阿司匹林，我还要好好睡一觉。”
他知道自己没听错，就算这样他仍被她的直截了当所震惊。他脑海里的第一个念头是，她进屋时有没有被下属看见。地区副总裁就在隔壁，经理们也都住这条走廊；没容他说话，她就脱掉了外套和鞋子，开始解衬衫纽扣。
“那，”她开口了，他在沉默中一直盯着她看，“你要和我一起吗？”
布拉洛又兴奋，又迷糊，一切发生得太快了。她询问似地看着他，手指停在衬衫纽扣上。
“我猜，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布拉洛终于开口说道。他把阿司匹林放在写字台上，向着衣柜走去。他脱掉鞋子，解开领带，眼睛却紧盯着继续脱衣服的她。她把衬衫小心地挂在椅子靠背上，首饰和眼镜搁在桌上，褪下了裙子。布拉洛解开她的胸罩，看到了她硕大的乳房、紧实的大腿和臀部，她向着床边转过身去，完全赤裸。她爬到被单底下，等他脱下裤子和内裤。他完全勃起了，难为情地走过房间，意识到她现在正看着自己。
他上床时，她什么也没说，但很快他就感到她的手摸过自己的胸口和肚子，向下摸。他面朝天躺着，任她抚摸，然后压在他身上。她是进攻者，控制着每个动作，他也享受着被她控制的感觉。比起他的妻子和其他女人，她是那么的不同——她不要甜言蜜语的抚慰，也不想拥抱、吻他或被他吻。她好像纯粹只在肉体方面需要他，不受任何感情干扰，没多久，她跨坐在他身上，把他插进体内；她上下运动了一会儿，闭着眼睛，直到握住他臀部的手抓得更紧，然后她舒缓地叹口气，停了下来。
“这就好多了。”她说。
“比阿司匹林还好。”他补充道，看到她笑了一下。然后她翻了个身，表明自己准备好了让他也满足，他便挪到她上面，很快高潮了。
他们上床还不到十分钟。又躺了一会儿，她起身戴上眼镜，开始穿衣服。布拉洛发现，她的身体肉感、成熟，与小小的、男孩子气的脸庞和乱蓬蓬的发型很不相称。性这方面她像个男人——布拉洛头一次遇到“打一枪就跑”的女人。
“明天晚上，”她说，背对着他穿好了衣服，照着镜子，“你可以来我房间。”
她向着他转过身来，他在床上点了点头。她走到门边，慢慢打开门，看准了没有人在走廊上；然后，冲他挥了挥手，就走了，轻轻地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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