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陈满华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虚报风、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农业上提出“以粮为纲”，不断宣传“高产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工业上错误地确定了全年钢产量1070万吨的指标，全国几千万人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本文对于当时那些荒诞不经的怪事，作了淋漓尽致的记录。
不是心想事成而是异想天开“大跃进”的时代荒唐事情说不完，搜集起来可以写一本“荒唐大全”。现在造假是以赢利为目的，当时大部分人却没有目的，上行下效人云亦云才是他们的本分，国家只要一个首脑，国人共用一个头脑，“步调一致”才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说假话运动”。
第一张叫“纪念状”，顾名思义是想给参加者留下空前绝后的记忆，人类历史上的“最大壮举”难道不值得纪念吗？“纪念状”上写着：“……同志在大办钢铁运动中，工作积极，干劲冲天，发挥敢想敢说敢干的共产主义风格，为继承发扬革命英雄主义，加速共产主义建设，特发此状，以资纪念。”“中国共产党来宾县委会来宾县人民委员会颁发；公元一九五八年×月×日”。
第二张是名正言顺的奖状，上面写着“男女老幼总动员，钢铁产量翻两番”。1958年的口号是“以钢为纲”，前面这两张“状”都是“钢铁元帅升帐”时留下的陈迹。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在15年或者更短时间内，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由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经突击蛮干，1958年12月19日中央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
任何政治运动都少不了鼓励先进，这里还有一张“立功喜报”，喜报上强调“一人立功全家光荣”，但是上面不称同志称先生，可见行动过激而思想“保守”，须知几年后的先生成了贬义词，不能称同志的人才称先生。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在人们的印象中，1958年除了大炼钢铁以外，再就是修水库了，由于缺乏计划冒进蛮干，好多工程瞎折腾成了劳民伤财的典型。一张“昭平台水库民工复员证”图文并茂，上面的漫画表现得很夸张，一个农民牵着怪兽老龙王，传说中的龙王是管水利的，驯服了龙王就是治水的成功，下面的字作了注解：“昭平台下修水库牵住龙王当马牛”，当时这种口号被称为革命的浪漫主义。小证翻过来，上面画的是水库的风景图，下面写着“昭平台水库效益：蓄水六亿七千万公方，灌溉农田一百六十万亩，发电五千四百千瓦”，这里出现了一个怪词叫“公方”，可能就是现在的立方吧；其日期是1959年，估计这个水库是1958年动工，1959年“……在胜利完成任务后，光荣复员返乡生产……”，“复员”二字让人想起了“复员军人”，从民工“复员”到农民，是表示身份的变化，说明上级对他们这次行动特别重视。
消灭四害：竹篮打水一场空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后来将“麻雀”改为“臭虫”）。这一年是向四害和疾病大宣战的第一年，号召各基层单位每星期、各大单位每月检查评比一次，年终检查评比一次。指示发出后，全国掀起除“四害”运动。
第一张是1958年月历的封面，上书“人人动手消除四害”八个大字，消灭“四害”的群众中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拿苍蝇拍打苍蝇的，有拿喷雾器灭蚊子的，有拿弹弓打麻雀的，还有提着老鼠和麻雀“样品”的，好一幅“人民战争”的画面。
第二个是笔记本，封面上一个小学生在黑板上写字，写的是“一定消灭四害”，这表示运动已经普及到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地步了。除“四害”从娃娃抓起，这也是一项重大发明。
共产主义的“试验田”1958年的另一个“壮举”，是在农村大办集体食堂，农民的吃饭实现了“社会化”，家家户户告别了炊烟，成了名副其实的“吃大锅饭”。可是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以后，集体的粮食很快被吃光了，折腾的结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再加上全民大炼钢铁没时间种地，庄稼成熟了也没人收割，这就为一场空前的大饥荒埋下了祸根。
第一张是一张贺年卡，上面的口号是“食堂巧做千家饭吃饱吃好又吃省”。说假话是1958年的“特色”，这张小卡片睁着眼说瞎话，食堂前农民排半天队也吃不上饭，有些人家把锅砸了去炼钢，饿急了想做点饭就得搞“地下活动”。当时农民在自己家里做饭也属于违法。
另外三张是1958年吃食堂留下的饭票。凭票吃饭是想改变农村的经济性质，可惜的是，空想不能兑现，很快就变成了泡影，农村的所谓食堂也是“短命鬼”。
势如破竹的“大跃进”运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是由上而下层层发动的，所谓的吹牛皮说大话也是层层升级的，这里的“七一进军动员令”还属于“初级阶段”，里面规定了多项指标，这些指标还不是太出格，顶多是“初级阶段”的“准牛皮”性质。
“大跃进”的思想工作也进入到了家庭，这份“爱国公约”就是“家庭必备”的政治日用品。想得到社会支持就得先让家庭支持，这份公约里没有什么“高指标”，只是突出了当时的政治背景，开头的话就是“经过整风和总路线的学习，在政治思想觉悟提高的基础上，为了更好地贯彻和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我们全家保证做到以下几点：一、努力提高社会主义政治思想觉悟……”
团中央也为“大跃进”摇旗呐喊，他们举办了“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展览，再次为“大跃进”运动推波助澜……对“大跃进”的宣传无孔不入，笔记本也成了“大跃进”的宣传阵地，本皮上画的是人骑着一匹千里马，马成了“大跃进”的象征，也可以说是1958年的“吉祥物”。
“大跃进”运动动不动就给人插白旗，在战争中举白旗是表示投降，现在插白旗就是命令你投降，被插白旗的人还要戴上一顶右倾分子的政治帽子。经过了头一年的反右派运动，很多人被吓破了胆，做事战战兢兢的，因为右倾跟右派就是一字之差，戴上了这顶帽子就离“敌我矛盾”不远了。这几个小布块分为三种颜色，白色的代表“拔白根”，“拔”的就是这次运动的“阻力”；绿色的“反稳健”表示警告，稳健在那时候是个贬义词，稳健的本身就缺乏“大跃进”的朝气，所以“反稳健”成了一种特殊术语；红的上面写“再跃进”，也可以说是个小嘉奖令。这些小牌让人想起了执法严明的足球场，裁判举黄牌是表示你犯规了，举红牌就可以把你罚下场了，而政治方面的“下场”事关终身命运，是足球场上的红牌所不能比的。
最后一张是“河南省开封第二中学”发的奖状，得奖的原因是“在社会主义大辩论和向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立场坚定斗争坚决……”。现在大体可以断定又是一起“冤假错案”，一个学校能有什么反革命集团，不过是鸡蛋里挑骨头或者是草木皆兵罢了，那时无限上纲是最有杀伤力的，“大批判”能把很多人妖魔化。奖状的主人那时候还小，不知道什么反革命不反革命的，纯粹是跟着大人和老师的指挥棒转。
作为“大跃进”动力的物质刺激1958年虽然搞了“大跃进”，但是意识形态里的革命却没有太“跃进”，能够发奖金就是一个证明。1959年也算是“大跃进”的“余震”时期，这张单子上明明白白写着“兹发给你1959年跃进奖金……”还盖了“北京市京西矿区大安山中心小学”的印章。奖金后来成了物质刺激，被划进了资产阶级范畴，成了人们不敢涉猎的禁区。
第二张是装奖金的专用信封，顶上写着“1959年第四季度跃进奖”，两边的标语还是“大跃进”的遗风：“反右倾鼓足干劲争取明年开门红”；中间是发给人的姓名和金额，可能是漏了个点吧，应该是39.67元，这可是一笔“巨款”呀，说明这个“第二文具生产合作社”经济效益不错。那个“扣互助（金）1元储蓄2元”可能是单位的规定。互助金是同事间的互帮互助组织，谁有个急事难事就可以临时借用，多少有点像现在的“扶贫基金”，但是有借有还只能救急不能救贫。储蓄也曾经是单位职工的硬任务，每人都有这份“额外义务”。从这个装钱信封上也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之淡化，上面还有齐白石笔下的麻雀，这在当时是典型的资产阶级情调，竟明目张胆和“大跃进”运动“和平共处”。
工厂也搞“不务正业”现在的人看见粪便就捂鼻子，过去那个年代却是瞪着眼找粪便，大有闻臭则喜的意思。有道是“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见粪如见花是我们那个时代的独特感受。当时上级号召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好干部下乡要背着粪筐，学生上学也是见粪必捡，粪便是农民最重要的资源，浪费资源就是犯罪。
奖状上写着：“奖给×××同志在卫生、积肥运动中作出显著成绩特授予奖状以资鼓励；中共实业染厂党支部委员会国营青岛实业染厂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七日”。“中共实业染厂党支部委员会”多个党字，跟今天的习惯用语对不上号，中国共产党简称中共，本来就是指党，名称里再加个党字就重复了。
工厂里颁发积肥奖状，在今天来说是一大奇闻，这不是明目张胆搞不务正业吗？可在那个时候一点儿也不觉得奇怪，我们现在仍然确认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已经开始了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而那个时候听的最多的就是工农联盟，“工人老大哥”和“农民兄弟”心心相印，农民为工业生产原料，工人也为农业提供肥料，肥料是送给农民的最好礼物。我们现在把粪便当成了负担，可那时候是你争我抢的宝贝，工人成为积肥模范就是合情合理的了。
（摘自《证照中国1949—1966》，华文出版社出版)
原标题:大跃进年代的想像、激情与荒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