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洪水何时再来？
安邦吴小晖被判处18年有期徒刑，安邦保险等部分被政府接管。明天系肖建华被从香港抓回，至今未获自由。万达王健林变卖资产。复星郭广昌的海外投资折戟。马云宣布2019年退任。马化腾刘强东穿红军装朝拜后公司股价大跌，此前刘强东称大数据可助二十年内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民大学毕业生他应该知道共产主义就是消灭私有制，也许他内心已预见自己将被共产？无恒产者无恒心，几个月前强子妻女在侧仍酗酒出轨，很象是无恒心者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使然。
对他们来说，大洪水已经来了。
很多学者与商人已感受到中国政治与经济的波涛汹涌。
开网店的小店主应也有风雨交加的感觉了。电商法规定要求所有网店都办理营业执照并纳税，依我看这举措加强社会管治控制的意图远大于收税，因为向小微企业征税，其收益很可能低于征税成本。但与几年来大城市大规模封墙关店一样，这些任性专横又愚蠢的管控举措，断了升斗小民的生路，底层民众自谋生路，政府不支持还处处设限，这些管控措施破坏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人为加大了市民生活成本与经济运行成本，批量制造出更多困难群众。
国家税务总局2018年11月27日发布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案件信息公布办法》，规定欠税超10万元就上黑名单，经营者将被阻止出境、买房等（称“将纳税信用评价结果通报相关部门，建议在经营、投融资、取得政府供应土地、进出口、出入境、注册新公司、工程招投标、政府采购、获得荣誉、安全许可、生产许可、从业任职资格、资质审核等方面予以限制或禁止”）。
2019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非银行支付机构开展大额交易报告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当日单笔或者累计交易人民币5万元以上，或转帐人民币20万元以上（含20万元），就将被列入大额可疑交易进行监控。
大数据时代，人人都毫无隐私可言，有产者更如栏中猪羊，政府要清算处罚宰杀，易如反掌，到时谁能幸免？
多数人将会一直到自己与亲友谋生无着、安全有忧时，才恍然发觉，原来自己周边已是洪水齐肩，无处可逃了。
对2019年短期经济形势，许多人持审慎乐观。我对短期也不乐观，对长期更悲观。前几天央妈降准1%，据称可释放出15000亿人民币。经济滑坡时中国政府必按老套路继续大规模放水刺激经济，继续扩大公共投资以稳就业稳增长，但没有效益的投资就是消灭财富，许多政府低效项目建成后收益不够付利息，还须赔巨额运行与维护成本，成为全民负担。
中国社会缺的不是钱，是挣钱机会。中国民企海外投资渠道被外汇管制政策堵死，国内有利可图的行业被国企垄断，民企各项成本太高，普遍不挣钱，这才是中国经济的病因所在。
不除病因，只靠政府继续印钞放水扩大公共投资拉动经济，相当于进一步将社会财富向政府手中转移，稀释民众手中的财富。这样做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强了政府掌控经济集中度，政府掌控的经济运行效率显然远低于民企效率，现行政策还在不断降低中国经济运行效率。这是饮鸩止渴挖肉补疮，放任中国经济陷入恶性循环。大印钞大通胀，是现行政策的最终必然结局。城市房产将成有产者最后保值工具，但同时不动产也将冻结有产者的财富，坐等官府清算盘剥。中国楼市的结局，我在《中国楼市何时跌》一文里预测过了。现在的中国经济就是一艘正开往深渊的太平轮。如果没有根本性改变，船毁人亡的结局谁也逃不过。
四、社会动荡临界点：维稳者成为被维稳对象
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转折临界点，中国社会稳定与否，首先取决于经济能否稳步增长，至少不倒退。国际竞争激烈，各国经济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经济失速必使产业大量外迁，导致大量失业，引发社会动荡失序。
问：中国社会全面动荡失序的临界点在哪？
答：财政养不起庞大的吃公粮群体，大批维稳者成为被维稳对象之时。
当前5600万退伍军人已成维稳对象，此前他们曾是维稳者。3000多万事业编制人员将是第二批被维稳对象，财政已无力长期供养他们，但他们中许多人已丧失自食其力的能力。
待到经济下滑导致政府财政汲取严重不足时，协警与城管等部门中大批临时工将首先被裁，侥幸保住泥饭碗的，也只能拿微薄工资干脏活苦活，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从秦朝下级军官陈胜吴广到明朝官营驿站下岗驿卒李自成，捕快张献忠，一直到辛亥革命，社会鼎革首倡者主要是失意的体制内人员。所以一味扩充维稳队伍很可能是养虎为患，维稳需要政府财力支撑，一旦财政汲取不足，最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主力的，往往正是原来的维稳者。不改良制度，只靠暴力维稳，一定是越维越不稳。
中国资源贫乏人口老化，历年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累积，社会原子化，缺乏士绅阶层，缺乏宗教信仰，社会一旦乱起来，必如负载过重的大货车坡道后滑，却没有刹车。中国须多少年才能走出乱治循环？大清后期幸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名将勉力维持，太平天国也乱了十四年，死人一亿多，现在体制内持续逆淘汰，恐怕难觅曾左李了。
乱世社会动荡失序，人人都是受害者。兴亡皆是百姓苦，别指望社会动荡后一定会出现一个更好的社会。
经济衰退社会动荡的中国，会回到丛林社会。手中有一点点权力与武力者，都将变本加厉盘剥民众，敲骨吸髓。同时自己也朝不保夕，时刻可能成为他人猎物。商人成为权力食物链的终端食物，各种变相的打土豪分田地政策将明目张胆，甚至获得大众欢呼喝彩。目前几个商界大佬已成笼中猎物。影视明星们粉丝无数，平时看似神通广大，但近半年来他们面对公权力各种关门打狗式的查税清算盘剥，噤若寒蝉束手无策，一些民众还拍手称快。如轮到你我，谁比商界大佬与影视明星们更有自保能力？
经济下滑也将导致中国最大的中产阶层——干部阶层的生活水平全面下降，靠山吃山，到时候权力寻租现象将更加失控。中国纪委与现监察委，多年来以非法治的严厉手段管控干部，一方面对干部有相当的威慑作用，一定程度起到了抑制公权力寻租的效果；另一方面污染了法治的源头——现在干部是对法治最没有信仰敬畏的群体，做事消极怠工，对监察委畏而不敬，工作动力全靠高福利与灰色收入撑着。一旦干部的现有收入与高福利难以为继，铁饭碗成为鸡肋，那时官员将对纪委监察部门不敬也不畏，而政权维稳还需要他们，其权力寻租必更肆虐，法不责众，监察部门明知普遍贪腐也只能挣只眼闭只眼，且监察人员一样会利用权力寻租，既敲诈“肥鸭子”干部，也可能猫鼠合流，合谋敲诈关联的企业主，共同分赃。
理论上，中国挟其经济体量与产业链完整，闭关锁国也可象康乾时代一样自给自足，只是那样的话，民众生活品质会退回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其中受影响最大的自然是中产阶层——而中国干部就是当前最大的中产阶层，到时必群体性抗命，对上阳逢阴违，对下纵容劫掠。非民选的官僚阶层，历来具有单向棘轮效应：有利于其扩权寻租的政令，如扩大投资、增加行业限制、加强对企业与民众管治，必变本加厉迅速落实，与此相反的事，必一拖二推三对抗，三令五申，仍难落实。
官僚阶层有其自己利益与相对独立性，当前官僚阶层对邓式“改革开放”有共识，正明里暗里顽强抵抗极左派开倒车，在努力将倒开的车子拽住，往胡温时代的方向推。近来一系列自相矛盾的政策，就是激烈博弈的体现。但他们只是希望中国政局回到胡温时代，那个较现在相对自由宽容的年代——包括对官员腐败的宽容。而世界宪政民主潮流已浩荡向前，中国内外的环境也已发生重大变化，互联网加速了世界一体化，社会停滞即是倒退。
“保卫改革开放”如被曲解为回到江胡时代，绝对解决不了上文所说的降低企业综合成本的问题。稳定压倒一切的维稳思维，解决不了执政党自身恶性膨胀的问题。中国现在的问题就是这种维稳思维的结果。执政者拿刀砍百姓容易，砍自己就下不了手，所以天朝多年口喊精兵简政，越减机构越臃肿，已成为中国社会不可承受之重。
因此有学者提出“告别改革开放”，可以理解，但如何做到？保卫派与告别派的目标并无区别，应该怎么样，认识都一致。能够怎么样？不是越激进者就越高尚，不是越激烈就效果越好。动机不重要，行为客观效果更重要。能够一步飞跃当然好，如何做到？如不能一步飞跃，那么日拱一卒，积跬步致千里的渐进改良，不该被嘲讽。真正的改革开放是包括执政阶层在内的中国人共同利益所在，需要“咸与维新”。
需明白当前中国只有两项选择：或前进过渡到民主宪政，和平转型；或退回到极权专政，最终走向崩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