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审劳荣枝，可见的增量信息并不多，在媒体的简述报道里，劳荣枝站在被告席上，声音低沉，始终低着头，忏悔的姿势还是很浓烈的。但是基于公诉层面的罪名及犯罪事实的指控，劳荣枝却并不承认，她强调自己并未与法子英合谋作案，并表示自己也是受害者，曾遭法子英性侵，是法子英的赚钱工具。
在一定程度上，经此庭审，劳荣枝“女魔头”的标签似乎有些松动，但或许这也只是她的一面之词。因为对于当年的案情认识来讲，不同的站位会有不同的理解，起码就“涉案人”的认识来看，还并不能完全接近客观的尺度，尤其当下来看，不排除劳荣枝有想脱罪的可能性。
毕竟这是陈年旧案，相关案情的复盘只能依赖当年的取证进行对应的验证，这种情况下，就会给劳荣枝留下一定的博弈空间。但是这里面也存在一种可能，即便博弈空间存在，不见得“涉案人”就一定会去博弈，这也是值得我们思量的问题。
我们暂且先不讨论劳荣枝是否与法子英合谋的问题，毕竟这也不是三言两语能说明白的。但是作为整体案情的解构，劳荣枝被法子英性侵以及后续的工具化过程，却值得玩味，也可能是打开整个案情的核心密码。从某种层面上而言，作为“良家女孩”（未认识法子英之前）劳荣枝，应该不会特别自然而然的“爱上法子英”。
一方面法子英名声不好，另一方面法子英比劳荣枝大很多，并且相貌很丑，方方面面来看都不太符合两情相悦的结识逻辑。因此有关劳荣枝和法子英的爱情故事，多半应该是人们想象的结果，跟所谓的实际情况近乎是两张皮。所以，回到劳荣枝的声辩上，就应该铺开来看她的“双重身份”（作恶者和受害者）。
因为就一个人的变坏来讲，肯定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结果，这在失足少女走向风尘之路的范式中，算是比较明显的。但这里还是要搞清楚，不能因为自己是受害者，就认为作恶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就算劳荣枝所声辩的都是事实真相，她依然不是无辜的。
不过，回到量刑的层面，如果劳荣枝被法子英胁迫的事实被坐实，那么很可能会成为她被轻判的重要支撑。但作为具体的事实真相定性而言，还要看当年法子英是如何交代俩人具体关系的构建，这其中有没有偏差很重要。与此同时当年法子英没有全盘供出劳荣枝的出逃路线，其中也是耐人寻味的。
所以，对于劳荣枝和法子英的关系来讲，可能本身就比较复杂。说到底，谁会拿自己的爱人当色诱工具进行谋财害命，所以显而易见，法子英和劳荣枝的关系不只是简单的男女关系，还存在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尤其对于男女关系来讲，20多年前，基本上是“大男子主义横行”。
因此，作为劳荣枝的声辩来讲，可信度还是有的，但是如何定性其中的真实性，还需要更多的细节支撑才能进入闭环逻辑。所以，劳荣枝的声辩也只是提供一种可能性，并不能作为最终案情定性的绝对支撑。但是，却可能让“劳家人”抱有更多希望。
不得不承认，涉及人命刑事案件的审判过程，对于受害者和加害者的亲缘关系都是毁灭性的打击。受害者的家属希望重判来告慰亡灵这值得支持，但加害者的家属希望轻判来赢得新生却也令人神伤。所以对于审判劳荣枝来讲，更像是人性的博弈及施展，它本身带来的触动远比结果本身更重要。
要知道，从劳荣枝正式被批捕以后，“劳家人”的舆论存在感就一直很强，他（她）们虽然不否认劳荣枝的犯罪事实，但是更愿意相信劳荣枝是被胁迫的结果。“这一点”的认知上，除却存在朴素的亲缘袒护，也存在对人性本身的绝对信任。
毕竟就个人的秉性来讲，一致性的特征确实是存在的。虽然站在人性的盘面上看，确实是复杂多变的，可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有没有是非感却是刻进骨子里的。所以对于劳荣枝的声辩来讲，可能性就显而易见。但是不是绝对的真实，只有她自己清楚，毕竟法子英已死。
然而回到劳荣枝案本身，还要以不同的视角进行审视才好，比如重判的意义及影响，比如轻判的意义及影响，只有如此才能让“此案”触动正念，让更多人明白“行正道，走大路”有多么重要。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无论劳荣枝案最终走向何方，它本身的影响力已经够足称得上“正义触达”。
如果最终劳荣枝被轻判，可能对于“劳家人”而言算是一种救赎，起码他（她）们会在余生更加珍惜亲缘之间的情感，并且劳荣枝也会重新拾起生命的能量，在忏悔和救赎中，寻找生命的意义。可与此同时也会导致受害者的家属更加悲观，更加绝望。
如果最终劳荣枝被重判，“劳家人”自然是永远难以消解心头的自责，劳荣枝也会在宿命的缠绕下，永远无法切割开她与法子英的勾连。但对于受害者的家属来讲，这可能又是最好的结局。因为有些执念的消解，必须在重判的催化下才能散开，不得不说怎么判都有人受伤，可结果只有一种：相对的正义和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