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者在参观纪念馆 阮忠/摄
纪念馆外雕塑 阮忠/摄
档案墙 阮忠/摄
□每隔12秒，一滴水就从高空落下，掉进黑色的“水面”。 这意味着，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在那场持续6周的浩劫里，每隔12秒就有一个生命消失。
□许多参观者在夏淑琴“家”外，隔着窗户默默地擦眼泪，“至少那一刻，南京大屠杀不再只是课本里那个冰冷的30万数字，而是一个个的个体在那场浩劫里的遭遇”。袁志秀说。
□我又何尝不是“和平时期的笨蛋”呢？除了满腔的恨意和冰冷的30万，我又对战争了解多少呢？
我决定去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看一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触发这趟寻访的是一条微博。北京时间4月15日凌晨，日本熊本县发生6.2级地震，网上一片嘲讽，纪念馆却在当晚出人意料地发了一条祈福微博：
“侵华战争时，由熊本人组建的日军第六师团和第一零六师团均是侵华主力，其中第六师团更是南京大屠杀元凶。而今晚，我们想告诉你日本熊本县日中友好协会的故事：他们二十多年来坚持每年来我馆吊唁遇难的南京同胞……此刻，我们挂念着日中友好协会的朋友们，你们还好吗？”
其实，这个选题在我接手以前，已被足足搁置了一个多月。新闻翻新的速度太快了，在我都快忘记这条微博时，男领导标志性的高亢嗓音又冒出来了，“听说来纪念馆参观的外国人中，人数最多的是日本人。”
有一根心弦被拨动，自己似乎触到了一个和“手撕鬼子”“金陵十三钗”“满屏鲜血乱喷”不一样的历史时空。
开往南京的高铁上，学了3年文科高中加4年文化产业本科的我，拼命调动着自己关于南京大屠杀残存的记忆，却发现空空荡荡。
4个多小时过去了，脑子里依旧只有一个冰冷的数字——30万。
“12秒”与30万人
走进纪念馆之前，我一直在想：30万人是什么概念？
30万，或许是把地铁车厢挤成沙丁鱼罐头的上班族，又或是当年和自己“争夺”全省5000个一本名额的四川老乡。
我从未想过，这个数字会以一面墙的形式出现。
那是一面高12.13米、长20.08米的档案墙，踮起脚尖大概也只能触摸到第二排的位置。密密麻麻的档案夹塞满了黑色的档案墙，随手取下一本翻开，上面写着姓名、年龄、家庭情况，以及死亡经过。
这面足以挡住人全部视线的墙，有一万多份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及幸存者资料。把这一切看完，至少需要一个月。
可纪念馆保管研究处副处长袁志秀说，相比30万的数字，“这里并不足以展陈所有的资料”。档案墙已从地下一层直插地上一层，甚至撑满了整面墙壁，也只放得下1万多人的资料，还有更多的遇难者资料，无法展现。
许多来自以色列的参观者会在这里久久停留，不愿离去。他们很少有人看得懂中文，但抚摸着那些白纸黑字，眼泪总会一下子涌出。因为，在以色列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也有这样一面档案墙。
纪念馆的研究人员卢彦名曾到访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馆内一处玻璃地板下，摆放着成百上千双鞋子，鞋子尺码不同、造型各异。唯一相同的是，它们都是从灭绝营的尸体堆里扒出来的。
叮咚，叮咚，拥挤的纪念馆里，水滴落下的声音异常清晰。在占地面积10万平方米的纪念馆的一个角落，每隔12秒，一滴水就从高空落下，掉进黑色的“水面”。墙面亮起一盏印着遇难者遗像的灯，幽蓝色的光随即熄灭。
如此，循环往复。一张张五官不同、年龄相异的面孔挨个点亮，再挨个和黑色的墙面融为一体。
提起南京大屠杀，谁都知道有30万遇难者，可很少有人清楚，在那场持续6周的浩劫里，如果以秒来计算，每隔12秒就会有一个生命消失。这是“12秒”的设计初衷，“让30万遇难者的遭遇回到每一个个体的遭遇”。
那一刻，30万变得那么具体，又那么心痛。
我在“12秒”前站了好几分钟，脑子里一直是自己做过的种种规划，20岁当记者，30岁周游世界，40岁关注养生，似乎生命本该拥有七八十年的绵长，而非炮火里那般脆弱。
来自美国的飞虎队成员的儿子麦克唐纳先生站在这里，闭上眼安静地听了两分多钟水滴声，事后他说，在这些叮咚声中，他能感受到“父亲当年目睹了中国人遭受了什么样的苦难”。
30万同样是一个个家庭的劫难。
在展厅地下一层的逼仄空间里，我很难去忽视那一排排低矮的平房。透过窗户望去，卧室里横七竖八躺着几个已经“死去”的大人，隔壁的屋子，两个小女孩蓬头垢面，脸上尽是黑色的污渍，她们缩成一团，小心翼翼地扒拉着家里仅剩的锅巴。
这是南京大屠杀时，幸存者夏淑琴和妹妹真实的经历。 屋外的屏幕中，如今年过八旬的她依然在一遍遍讲述自己的经历。
许多参观者在夏淑琴“家”外，隔着窗户默默地擦眼泪，“至少那一刻，南京大屠杀不再只是课本里那个冰冷的30万数字，而是一个个的个体在那场浩劫里的遭遇”。袁志秀说。
表现战争的残忍，不一定要用血腥的场面。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安妮日记》黑白照片中，安妮两只手交叠放在桌上，嘴角弯着，露出少女青涩的微笑， “比起血腥的场面，这样的微笑更让人难受。”卢彦名说。
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玻璃墙柜，不见血腥的照片和影像，却放满了数不清的首饰和眼镜。它们都是从集中营带回的，器物的主人已无法探知年龄、性别、成长环境，唯一知晓的标签是“已死亡”。
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黑暗甬道里，我打算继续前行，却差点儿打个踉跄。仔细一看，才发现地面是起伏不平的。讲解员许晶晶告诉我，不平坦的路也是设计这个场馆的理念之一，因为在那个年代，有关战争的一切，“都是压抑而坎坷的”。
“这些手印是谁的啊？”
在展厅起伏不平的空间里，纪念馆把有限的一部分空间留给追求和平的日本人。
日本女教师松冈环因为日本教材里缺了南京大屠杀，自费来纪念馆参观。在这里看到的“另一场”战争，促使她采访大屠杀的幸存者和施暴者。
通过一本《第十六师团第三十三步兵连队第一机关枪中队战记》，她挨个给上面的日本士兵打电话，只要对方还健在，她即刻动身前去采访。
“你不是日本人！” “南京大屠杀根本不存在！”吃闭门羹是常有的事情，这个身高不到1米6的小学教师，一次次被拒绝，又一次次背着摄像机和录音机出发。她曾在两天内接到日本右翼势力130多个威胁电话，还有人到她学校散发传单，说她收了中国人的钱，该被开除。
青年摄影师宫田幸太郎，瞒着爸爸6次前往南京拍摄幸存者照片。在日本举行的摄影展上，日本右翼媒体来势汹汹质问他：“都说了没有南京大屠杀这回事了，你怎么还办这样的摄影展？”
这些年，来纪念馆参观的日本人很多，出版的书籍和举办的展览也不少，可让纪念馆日语翻译芦鹏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一场一群日本老人搞的漫画展。
那场展览名叫“日本百名漫画家忆停战日”，参展的漫画来自一群漫画家，追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那一天”自己的所见所想。
团队临行前的新闻发布会，日本右翼媒体疯狂攻击召集人石川好，“日本人受伤的心怎么能展示在南京人的面前？”
“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展览这些漫画，这样的胸怀你有吗？”石川好回答的声音颤颤巍巍，语气却“坚定有力”。
一个个头发花白的漫画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认为“中国人不会原谅自己”，但这些老人“坚持要去中国”，他们在腰上裹了白色带子做好了“以死谢罪”的准备。
我本以为，错落的地面会把我彻底引向悲凉和仇恨里。就像过去十几年来，我接受的教育那样——一提到南京大屠杀这五个字，脑子里一下子就蹦出鲜血淋漓的屠杀场面。
可纪念馆的某些地方，却让我看到了战争的“另一面”。它是战后几十年一些日本人的行动，更有一些“看似无关轻重”的历史细节。
比如，那一面记录了上百双手的手印墙。红色的凹槽里，那些苍老的手印有的变形到像鸡爪，有的纤细瘦弱到如同一个幼儿的手，这是纪念馆工作人员跑遍了全国几十个省份后，采集到的抗战胜利老兵的手印。
我把手放进去试图触摸，却发现那一双双变形、衰老的手，几乎没一个能装下我这双略显婴儿肥的手。
一旁的讲解员说，有老兵的遗属一遍遍抚摸手印，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哭得却像孩子似的。
还有小朋友问爸爸：“这些手印是谁的啊？”
年轻的父亲一把抱起孩子，父子俩的手交叠在一起抚摸手印，“知道吗？就是这些人，用他们的双手赶走了侵略者。”
几代人在这个历史时刻重叠，像极了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70周年的画面。游行队伍里，穿着旧式苏联绿军装的老兵走在最前面，他们头发花白、拄着拐杖。
跟在后面的，是年轻的俄罗斯人。他们都是老兵的遗属，父辈已破损泛白的衣物套在身上，父辈的遗像揣在怀里。广场响彻手风琴的声音。
在那个纪念胜利的日子，这更像一种无声的警示。
“我们是胜利者，也是受害者。展示战争的代价，不是为了点燃仇恨，而是提醒人们和平来之不易，再不能让战争发生。”纪念馆的一位工作人员如是说。
那一刻，战争不再是我脑海里坚船利炮的对抗，也不是血海深仇的愤怒了，我对它的理解更复杂、更多元了。
“为什么这些日本人一定要来中国？”
“为什么，为什么这些日本人一定要来中国？”
“宫田为什么要拍这样的照片？他父亲是侵华日军吗？”
“松冈环为什么一定要采访侵华日军？她没想过放弃吗？”
我的问题像连珠炮一样，一个接一个砸在芦鹏身上。他想了想，跟我讲了一个关于“笨蛋”的故事。
宫田幸太郎全家都和侵华日军沾不上边儿，相反，他的父亲是钢铁公司的社长，热爱摄影的他是不折不扣的日本“富二代”。只是因为几张摄影班同学拍摄的、有关“二战”幸存者的照片，这个浓眉大眼的日本帅哥从此掉进了这段历史，“一发不可收”。
他看到了一段陌生却真实的历史。
一次，喝到微醺的宫田向芦鹏吐露了自己的苦闷，他说自己就是个“和平时期的笨蛋”，“我理所应当地享受着和平，却从没想过，战争是什么，历史是什么”。
这一点儿也算不上危言耸听。拼了命也要来中国参展的日本漫画家森田拳次，几年前看到一份问卷调查：在日本，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人已占总人口的七成。
对他来说，这是漫画展一刻也不能等待的原因，“熟悉那场战争的一代人都已步入高龄，如今的人们都过着幸福的生活，那时的事情简直像假话似的。”
108位漫画家飘洋过海来到中国，把自己对于战争最深切的感受，赤裸裸地展示给中国人：
战败前的日本，是“一片片热得似乎能烤着眉毛的焦土，焦土上是很多烧死的尸体”；
是“空袭警报激烈鸣叫的声音在头顶上昼夜不停地轰鸣”；
是“那时的青年没有活得久一点的奢望。也从未想过能活长久”。
是“大家都被战争弄得团团转，我一个人只敢默默去想到底哪儿不对劲儿……”
所以，战败对很多人意味着解脱，哪怕这些漫画家在当时不过20岁出头。“每天都是‘生或者死’的心情，能从那样的心境获得解放我太高兴了。”“8月15日尽管令人觉得羞耻，但也是捡回性命的日子。”
此后的几十年，这些逐渐衰老的漫画家们一直努力地反思战争。漫画家泉昭二在8月15日当天，看到一名青年军官自杀，还有少年飞行兵接受不了战败，开着飞机一头扎进了太平洋。
当时只有13岁的他，在60多年后写下：“这些人大概是情何以堪的心境吧，不过至少也该在那之后活上3天，冷静思考一下，不必白白舍弃年轻的生命……我重新在思考着军国教育之可怕。”
在森田拳次眼里，这场漫画展“无论如何也要来到中国”，因为躲过战祸延续生命至今的每个人，创作的每一幅作品，都会成为指向和平世界的路标。
听完这段故事，我在想，我又何尝不是“和平时期的笨蛋”呢？除了满腔的恨意和冰冷的30万，我又对战争了解多少呢？
似乎，我只能像电视新闻里不停说着“抗议”、“严重抗议”的人，之后依旧上我的班、打我的网球，过着小确幸的日子。这样的“和平时期的笨蛋”，只有我一个吗？
在纪念馆的参观者中，曾有中学生指着曾参与东京审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梅汝璈的黑色法袍问，“那是不是日本人穿的牧师服啊？”
尽管，纪念馆已经入围外国人知晓江苏标志性地点的前3名，可依然有许多普通的欧美民众对南京大屠杀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二战”还有亚洲战场。
前不久那场更换南京大屠杀课文的热点事件，也让我收获了不少“同类”。语文出版社撤掉温书林所写的《南京大屠杀》，消息一出，很多网民声讨“怎么能更换南京大屠杀的课文”，我一股火儿蹿起来，也顺手点了个赞。
可又有多少人知道替换该篇的张纯如写的《死里逃生》，也是在写南京大屠杀。
发布祈福熊本的微博也颇有意味。熊本县士兵屠杀南京百姓是不可否认的，但日本熊本日中友好协会几乎每年都到纪念馆忏悔谢罪也是真的，他们植树、诵经、手绘呼唤和平的紫金草，甚至从养老金中抠出资金邀请幸存者赴日证言，更是真的。
“20多年的友好往来，几乎年年相见，如今遭遇天灾，我们表达善意的问候，这是人类共通的情感！我们要铭记历史和国耻，我们也要祈愿和平，而非宣扬仇恨。”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
再厚重的历史面前，人性的力量都不能被遮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