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有“中国性学第一人”之称的潘绥铭是媒体访谈的常客，从红灯区谈到“小姐研究”，性社会学常常成为见诸报端的吸睛之词——尽管人们往往看到一两句话便兴奋地转移了注意力，从正常的社会学研究转向了研究背后的八卦故事。
本文图自界面新闻
潘绥铭的学生一代较之低调很多。尽管性研究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但现任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的黄盈盈，更希望就此展开深入的研究和讨论，而非浅尝辄止于八卦闲言或是单纯追赶热门话题。“事件可以日新月异，但是经常透射出某些固化的思维习惯，不对这些东西进行深刻的反思、讨论甚至挑战，就会流于表象，”黄盈盈说。
人大性社会学研究所成立于1990年代初，发展到今天，这一学科经历了中国人涉性话题的逐渐开放，也见证了学术研究体系的日益专业化、科班化。2014年，潘绥铭退休，这一标杆性人物的退场将为这一领域带来怎样的影响？在研究者的代际转换之际，性社会学经历了怎样的内外环境变迁？该领域的学者们又是如何面对当今有关性别以及性话题的诸多争论？
在今年出版的《我在现场》一书里，黄盈盈和其他同门学者一起，把自己研究过程中的故事和盘托出。全书收录的二十余篇文章，既有严肃的学术反思，也有田野的“江湖”中知微知彰的故事——有被研究对象鄙夷的挫败，有和性工作者掏心掏肺的真情，有“书呆子”变成“老江湖”的历程，也有回看往事的抱憾或莞尔。界面文化借新书出版之机，对黄盈盈进行了专访，以期为上述问题找出答案。
黄盈盈
“自甘堕落”的研究者：以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中产姿态“帮助失足妇女”是歧视
记者：在《我在现场》这本书中，你谈到自己初次进入田野，开始尝试“自甘堕落”。这其中似乎包含了很多故事，比如如何接地气、如何和访谈对象相处等等。可以谈一谈今天回头看这段故事的想法吗？
黄盈盈：前段时间我接受了一个采访，刊出之后有读者在后台留言，有个质疑问得挺好，我想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当你说自甘堕落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带有了一种评判在里面？当时，后台编辑联系我做个回应的时候，我写了两点。
1999年我刚开始去红灯区，遇到了阿严，她是个香港人，也是随口以港普说了这句“自甘堕落”，我印象很深刻，就直接写上去了。为什么现在我还经常用这句话呢？一是“反词正用”，比如“卖淫”是个贬义词，但是我们在圈子里呆久了，就会把它正过来用，常常调侃说“你这个卖淫的”之类的话，“自甘堕落”这个词在我的语境中也有这个味道。
二是阿严当时跟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已经见到过太多人都在自以为是地做这类研究，不自觉地带着道德优越感来看待小姐，或者说以一种拯救者的心态，觉得这些女孩子很可怜，“我”是在帮助她们。阿严痛恨这种做法，因为怜悯本身就是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的体现，尤其是很多主流研究者很容易这样。所以她当年对我这个初学者有了这样的告诫，这后来也成了我反省自己及告诫学生们的警句。
在书里我也提到，我自己也碰到过不少自称为“女性主义者”的人，或者认为这些小姐出卖灵魂，或者认为她们很可怜，都是被迫地进入性产业的，所以要帮她们学一些其他技能谋生，拯救她们出苦海。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有项目在做这类事情——在妇教所搞心理建设，生活技能培训，劝人“出行”——也是我后来称之为“妇权派”的那些做法。以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中产姿态做着“帮助失足妇女”的事情，不管是不是好心，我认为那就是歧视，而且是打着性别平等的口号在歧视。
在上次的回应里，我没有提到的一点是：我觉得，正视不同人之间的距离也很重要。刻意地去说我们之间没有差异，大家都一样，口头上叫着“平等”的那些做法，很多时候会流于虚假，或者说是在营造“平等”的假象。相比于口号式的平等，在生活与工作中具体怎么做、与人交往中实际上能做到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换言之，如何正视作为社会建构结果的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如何更好地对待这种差距，如何看到自己的局限并且勇于自我批判，我觉得这些思考与努力才是正解。别把研究者看得太高，也别把自己看得太重，大家都是生活中的人。